1980年3月21日上午八點多，天津市塘沽區老彎道一帶還彌漫著晨霧和鹹濕的空氣。
住在這一片的張海華剛出門，就看見鄰居周娘正顫巍巍地提著水桶朝水井走。
“周娘，我幫您打吧！”張海華快步上前，伸手要接過水桶。
“不用，我自己行。”周娘聲音不大，但很堅決。她常年獨自生活，早已習慣了自己的事自己扛。
兩人推讓間，鐵桶叮當作響。最終張海華拗不過，隻好目送她佝僂著身子，一步一步挪回家。那時他絕不會想到，這竟是周娘最後一次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
一整天，鄰居們都沒再見到周娘忙碌的身影。她家的木門虛掩著，幾次推看，屋裡都靜得可怕。直到深夜，熱心的街坊終於慌了神，連忙報告了派出所。
來的是一老一少兩名警察。推開那扇未鎖的屋門，一股陳舊氣息撲麵而來。正對門是一張三屜桌，左邊疊著兩隻木箱，旁邊是一張舊床。
右手牆角立著一個單門衣櫃——幾乎就在同時，兩名警察的目光都釘在了那櫃門上。
櫃門框上赫然有幾處砸痕，一顆顆釘子深陷木中。年輕警察小心捏住拉手試了試，門紋絲不動。他們找來鉗子起出釘子，緩緩拉開櫃門——
周娘蜷縮在櫃中，又矮又瘦的身體縮成一團，頭部、臉頰、頸部浸滿暗紅血跡。
她死了。
周娘本名周順安，56歲的人看上去卻像65歲。生活把她磨礪得乾瘦而蒼老。她有個不太靈光的兒子，常年在外地工作。
年輕民警飛奔回所報告，分局刑警隊長伍誌遠立刻掐滅手中半截香煙，帶隊衝入夜色，疾赴現場。
技術員季良和法醫孫世文是兩位經驗豐富的老公安。他們外貌相似、衣著隨意，工作風格卻極其沉穩。勘查燈亮起，孫世文以冷峻的目光檢視傷口，季良則專注查看帶血的搓衣板和斧頭。
“鈍器擊打致昏，後利器割頸，失血而亡。”孫世文言簡意賅。
“凶器都是現場的。釘子、榔頭也是就地取材。牆上有刮擦痕跡……”季良低聲補充。
勘查持續到天亮。一大早，分局張副局長趕到——一位紅臉膛、中等身材、脾氣急躁的中年人。這是他主管刑偵後遇到的第一起命案。
“老太太有存款？首飾？存折？”他連聲發問。
“不可能，”鄰居搖頭，“她窮得叮當響，有虱子也都是癟的。”
“要說她有仇人，那這世上就沒好人了。她心善得像菩薩，孩子們餓了渴了都來找她。”
可菩薩終究是被殺了。還被塞進櫃子，釘了起來。
“是流竄犯乾的！”張副局長揮著手斷言，“隻有流竄犯才不管貧富，見人就下手！”
“可她家啥也沒少啊？”伍誌遠疑惑。
“等殺完了才發現沒錢，可不就跑了麼！”
老彎道這地方，名副其實。彎彎曲的小路通向白茫茫的鹽田，四排簡易平房窩在水窪之中。周娘就住在其中一間。
這裡的水又鹹又澀，唯一能飲用的隻有百米外的一口深井。周娘正是在那裡打水時被鄰居最後看見的。
“我瞧見她進屋的，絕對沒人跟著。”一位寬下巴、頭發淩亂的老太太篤定地說。
“說不定那混蛋早就貓在屋裡了！”伍誌遠罵了一句。
張副局長本想速戰速決，可望著四通八達的鹽田，他也不禁皺眉——若是流竄作案，線索就難找了。
他上報市局。九點半，市局治二處賈處長帶人趕到。
“勘查完了？”賈處長問。
“嗯。”張副局長頭也不抬。
“有線索？”
“沒。”
“動機是什麼？”
“抓了人才知道！”張副局長語帶不耐。
賈處長卻突然問：“搓板是案犯自帶的嗎？”
“不是，是周娘家的。”
“斧子？釘子？榔頭？”
“也都是。”
“那就對了，”賈處長斬釘截鐵，“流竄犯會特意帶釘子和榔頭就為了釘櫃子？這明顯是熟人作案，臨時起意、掩蓋痕跡！”
張副局長一時語塞。
賈處長進一步分析：“隻有熟人才會藏屍刮牆，拖延時間好處理證據。你看這現場——血都沒處理乾淨，腳印模糊，手法幼稚。這不是流竄犯，是身邊人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