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屍首呢？”
“在我床底下塞著呢！”
“都……都誰知道？”
“這不就跟你說一聲，我再想轍。”
大哥的這份“信任”，像一道冰冷的絞索，瞬間套在了高瑞華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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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魂不守舍地跟著大哥回家，看著大哥把手表捋下來，連同準備好的衣物、新買的兩條天壇煙都留在家裡，又拿出一個信封，讓他按地址給青海一個勞改時認識的獄友寄去。
臨騎車離開前，高瑞斌沒忘了“安慰”並威脅弟弟：“放心，這事與你們無關。可你要敢報官……哼！也知道我的手段！”
大哥走了，留下高瑞華陷入巨大的恐懼和掙紮。他以上班為名，把妻子叫出來緊急商量。
報案？那就意味著親手送大哥上刑場，兄弟情分和良心備受煎熬。不報？包庇殺人重犯，一旦查出來，自己也完了，值得嗎？
法律與親情在他心中來回撕扯了近兩個鐘頭。最終，高瑞華一咬牙，一跺腳，對妻子說：“走，去分局！”
當宣武分局的民警根據轉來的報案，趕到高瑞斌的住處時，現場觸目驚心：床下的屍體、染血的衣物、行凶的方磚和蒙古刀赫然在目，屋內角落裡還有一個剛挖了半截的淺坑。
心有餘悸的鄰居們對民警說：“你們早來一步就好了。
他下午跟我們借鐵鍬，說是‘堵耗子洞’，在屋裡折騰了半天。剛出去沒一會兒。”
四、末路伏法
此時的高瑞斌，已成驚弓之鳥。7月20日傍晚，他轉悠到了崇文區花市一帶，敲開了曾一起服刑的獄友胡家的門。
胡家哥兒幾個多數有過“前科”，胡某本人經過責任區民警反複耐心的幫教，已經在印染廠當了正式工人，決心改過自新。
見高瑞斌這個“底兒潮”的舊識來訪，胡某還是以禮相待。
但看他愁眉緊鎖、坐立不安的樣子，胡某心裡明白：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而且準沒好事。
胡某很機靈，提著半瓶酒，端了盤花生米，把高瑞斌讓進裡屋。幾杯酒下肚，高瑞斌長歎一聲：“我完了。早晚是個死。”
胡某試探著問緣由。高瑞斌悶頭不語，隻要煙抽。胡某摸摸自己口袋沒煙了，便陪他出去買了包“紅纓”牌香煙。
回到裡屋，胡某繼續跟他“套瓷”：“咱這關係，你還不信我？有啥難處就說。”
高瑞斌這才吐露實情，把前夜圖財害命的經過說了，並哀歎：“下午本想在家把屍首埋了，傍晚出去吃了頓飯，回來就看見胡同裡停著警車，門口圍了不少人，我知道事發了……嚇得我把酒瓶子和一瓶準備去味的來蘇水都扔了，蹬車就跑。
到和平門扔了自行車，坐出租車在市裡瞎轉，後來在龍潭湖貓了幾個鐘頭。現在沒地兒去，想在你這湊合一宿，再往外地跑。”
胡某內心震驚，表麵卻不動聲色。他冷靜地打定主意，假意勸慰：“好死不如賴活著，先到外地躲躲風頭也行。”
隨後借口出了裡屋，立刻把母親拉到一邊，急促地低聲說：“媽！快去派出所報告！屋裡那小子殺人了！”吩咐完，他又轉身回屋繼續“陪”著高瑞斌。
胡母不敢怠慢，小跑著趕到東花市派出所，但話沒說死，留了餘地：“同誌，我們家來個挺可疑的人，你們派人去瞧瞧吧。”
值班所長見不是緊急情況，便先派了兩名民警跟著胡母前去查看。
民警盤問時，高瑞斌故作鎮定，自稱是“人民機械廠工人，住朝陽區”，說得有鼻子有眼，說著還要借“上廁所”開溜。
此時胡某已經從屋裡出來，見狀急了，一把將一位民警拉到旁邊，壓低聲音急切地說：“彆聽他胡扯！這小子是殺人犯，快銬上，彆讓他跑了！”
同時，他自己蹬上自行車，再次衝向派出所搬救兵。
很快，增援民警趕到，幾雙有力的大手迅速將高瑞斌製服，冰冷的手銬“哢嚓”一聲，在他腕上合攏。從發案到主犯落網，未超過七十二小時。
1986年11月3日，經審判，高瑞斌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一場始於十元車費的貪念，最終吞噬了兩條年輕的生命，也在那個年代的北京城，留下了一頁法與情、罪與罰的沉重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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