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上海疑雲：名探端木宏峪與一樁海軍軍官的“殺妻”冤案
1977年的上海，一代名探端木宏峪回到了闊彆七年的市公安局治安處。辦公室裡熟悉而又陌生的氣息，仿佛在訴說著歲月的流轉。
處領導體恤他剛歸隊，並未即刻分派任務。然而，平靜的日子沒過幾天，一樁棘手的複查任務就交到了他的手上。
這是一起人命關天的大案，發生在上海某縣的郊外。被羈押了一年多的嫌疑人路明，曾是海軍某潛艇部隊的乾部，而被認定為他所殺害的，正是他的未婚妻——鄒英。
案卷記載，原辦案人員認定鄒英係被人勒死後拋入河中。然而，路明自被捕之日起便不斷喊冤，加之案件缺乏直接證據，便如此懸置了一年多。
端木宏峪在燈下細細翻閱著厚重的卷宗，眉頭緊鎖。材料中，路明的作案動機如同迷霧，是喜新厭舊，還是另有圖謀？
卷宗裡語焉不詳。一個經過部隊多年培養的乾部，為何要在回鄉籌備婚禮的當口，對感情甚篤的未婚妻下此毒手？
這其中的邏輯，令人費解。路明的持續喊冤與證據的薄弱，都讓端木宏峪敏銳地察覺到——此案必有蹊蹺。
迷霧重重的“鐵證”
為了撥開迷霧，端木宏峪親自驅車前往縣公安局。他召集了當年所有參與此案的偵查人員，力圖重現案發經過。
會議上，氣氛凝重。法醫首先陳述了當年的鑒定結論：屍體頸部肌肉有顯著出血，外表有索溝，結論是勒死後拋屍入水。此外，解剖發現死者肺部含有水藻成分。
“如果死者是被勒死，呼吸已然停止，被拋入河中後，水藻又如何能大量深入其肺葉邊緣？”端木宏峪提出了第一個關鍵性質疑，“這至少說明，死者入水時，可能尚有呼吸。”
原辦案偵查員們則提供了其他“旁證”：案發當晚，有放牛佬在月光下看見一個酷似路明、穿著白襯衫的身影在河堤出現；
死者鄒英住處，燈泡被取下放在桌上，蚊帳架上掛著一根斷裂的繩索；路明的左手背上，有四條清晰的平行抓痕。
所有的線索，在當時似乎都指向了路明：他利用未婚夫的身份，悄無聲息地將鄒英騙出，在海邊用繩子勒斃，偽造自殺假象後拋屍。手背的抓痕，則被解釋為鄒英掙紮反抗時留下的。
推理看似嚴密，但端木宏峪的心中卻疑竇叢生。
深入鄉間的抽絲剝繭
會議在爭議中結束，端木宏峪旋即帶領偵查員展開了更為深入的實地調查。他們首先找到了死者鄒英的父親——一位飽經風霜、神情悲戚的老農。
在端木宏峪溫和而耐心的引導下，這位原本顧慮重重的老人，終於敞開了心扉。
他回憶道，女兒鄒英與路明感情極好，路明此次探親就是為了翻修房子準備結婚，鄒英也整日在一旁幫忙，兩人從未有過爭執。
然而，老人也透露了一個此前被忽略的驚人細節：鄒英的母親患有精神病，而鄒英小時候智力似乎也比常人稍差，隻是長大後看似正常了。
在出事前一兩天，鄒英曾出現明顯的反常行為：開著插秧機卻把秧苗插得亂七八糟，說話也有些顛三倒四。
“精神病的發作，總有第一次。”端木宏峪的腦海中，迅速將這條線索與案發現場的細節聯係了起來：
被取下的燈泡、斷裂的繩索……這會不會是精神病突發狀態下，多次嘗試自殺未果的痕跡？
隨後，他們找到了案件的關鍵證人——那位放牛佬。在端木宏峪的細致詢問下，放牛佬最初的肯定語氣開始動搖。
他承認，那晚月光雖亮，但距離較遠，他隻是憑走路的姿態“感覺”那人是路明，並未看清麵容，更無法確定衣服顏色。
為了驗證證詞的可信度，端木宏峪特意選了一個同樣月朗星稀的夜晚，請放牛佬來到當年所在的位置，讓一名偵查員穿著白襯衫在相同距離外走動。結果，放牛佬根本無法辨認出衣服顏色。
“咳，我真老昏了，可不能乾出冤枉人的事啊！”放牛佬愧疚不已。
與此同時，對“拋屍入海”路線的實地模擬也出現了問題。端木宏峪用稻草人多次進行漂流實驗，發現從海邊根本無法自然漂入發現屍體的大清河。
加之海邊灘塗布滿尖銳的蘆葦根，而打撈上來的鄒英腳底並無傷痕，這徹底推翻了“海邊勒斃拋屍”的原始推斷。
綜合所有調查結果，端木宏峪向縣局領導進行了縝密的彙報，一幅令人扼腕的真相圖景逐漸清晰：
鄒英因遺傳因素，在婚期臨近、精神高度興奮的狀態下，誘發了潛伏的精神疾病。
案發前，她的異常行為已是發病征兆。當晚，她可能先嘗試觸電自殺取下燈泡），恰逢停電未果；
隨後又想上吊蚊帳架斷繩），亦未成功。最終，她在精神病態的驅使下，投入大清河自儘。
對於之前認定的“鐵證”，端木宏峪給出了科學的解釋：
1.頸部索溝：照片顯示，鄒英頸部的索溝在繩索兩端結合部有明顯的“提空”現象，這是上吊索溝的典型特征，與被人從身後勒緊所形成的環形閉合索溝截然不同。
2.肺部水藻：水藻能大量深入肺葉深處，證明鄒英入水時仍有自主呼吸，是溺死，而非死後拋屍。
3.手背抓痕：路明手背的四條劃痕極細且平行，不像是指甲抓撓所致抓傷會深淺不一，斷續不齊），更符合他自己所述，是在勞動時被畚箕竹篾劃傷的特征。
4.目擊證言與拋屍路徑：經實驗驗證，均不成立。
至此，一起重大的“凶殺案”被徹底推翻。鄒英係因精神病發作導致自殺。處領導同意了端木宏峪的結論，被錯誤關押一年半之久的海軍軍官路明，終於重獲自由。
塵封的案卷合上，一樁險些鑄成的大錯，在名探嚴謹、細致且充滿同理心的調查下，得以匡正。
這不僅是對真相的追尋，更是對法律尊嚴與個體命運最鄭重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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