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29日傍晚6點15分，北京的天已經沉得發黑，北京站二樓南走廊的吊燈剛亮起沒多久，熙攘的人流還在為趕末班車匆匆穿行。
突然，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擊穿了車站的嘈雜——緊接著是玻璃碎裂的脆響、金屬崩飛的銳響，還有無數人驚恐的尖叫混在一起，像一鍋被打翻的沸水。
站在走廊儘頭的旅客李建國，隻覺得一股熱浪從背後撲來，整個人被掀得往前踉蹌了兩步。
回頭時，他看見走廊正中騰起一團濃黑的煙，煙裡還裹著飛濺的碎塊——有衣服的布片，有不知是誰的行李，還有帶著血的人體組織，落在旁邊的長椅上、地麵上，觸目驚心。
“炸了！快跑啊！”不知是誰喊了一聲，人群瞬間亂作一團，有人抱著孩子往樓下衝，有人彎腰去撿散落的行李，還有人被絆倒在地，後麵的人來不及刹車，直接從他身上踩了過去，哭喊聲、呼救聲在車站大廳裡回蕩。
短短15分鐘後，曾經擠滿人的北京站變得空無一人，隻剩下近百名傷者在地上翻滾呻吟。
爆炸中心700多平方米的區域裡，地麵和牆壁上沾滿了血跡、碎鋼塊和被炸爛的物品，9塊走廊玻璃全被震飛，吊燈的金屬架扭曲著垂下來，像一截截折斷的骨頭。
而在爆炸中心西南4.5米處，一具殘缺的男屍仰臥在地上——他的兩臂已經不見蹤影，五臟六腑外翻著流在體外，右腿被炸飛到1米外的牆角，整個人碎得幾乎拚不完整，是所有死者中最慘的一個。
這一天，北京站候車的旅客有8000多人，最終統計顯示：10人被炸死，89人受重傷，至於被飛濺物劃傷、被人群踩踏造成的輕傷，根本無法計數。
要知道，北京站不僅是全國鐵路的樞紐，更是首都的“迎賓門”，距離天安門廣場近在咫尺，多年來接待過200多個國家的外賓，日均客流量超過10萬人。
消息像長了翅膀，當晚就被各國記者傳到了全世界，有外國報紙直言：“這或許是中國恐怖活動的開端。”
北京市市長林乎加、公安部長趙蒼璧、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一連串高官連夜趕到現場，腳下的碎玻璃硌得人發疼，空氣中的硝煙味混著血腥味，讓人喘不過氣。
華國鋒、趙紫陽等中央領導接到彙報後，接連下達指示：“務必儘快破案，穩住首都局勢。”很快，580多名刑偵和技術人員組成專案組，連夜進駐北京站，一場地毯式的偵查就此展開。
就在外界猜測“這是四人幫餘孽報複”時，法醫和爆破專家已經趴在地上，開始一寸寸清理現場。
7個多小時裡，他們從碎磚、血跡和焦黑的衣物中，小心翼翼地提取出103塊碎鋼片、84發子彈彈頭和彈殼殘片、126塊人體組織，還有幾片集成電池的碎皮。
化驗結果出來時，技術人員的眉頭擰成了疙瘩：這些殘留物裡，竟然含有梯恩梯、硝酸銨、二硝基重氮酚和黑索金4種成分，推算炸藥總量約1公斤。
更關鍵的發現還在後麵。通過對爆炸點的還原，專家們確定：炸彈不是製式武器，而是自製的——凶手在炸藥裡混了大量子彈頭，就是為了增強殺傷力；
而且，引爆裝置是用電發火的，現場找到的“天鵝牌”“白象牌”九伏積層電池碎皮，就是最好的證明。最核心的結論是：那個被炸得最慘的無名男屍，就是炸彈的攜帶者。
“你看這裡。”一位老法醫指著屍體殘留的右下腹，“炸藥緊貼著這裡，爆炸時他是站立的，雙手還護著炸彈，高度大概在80公分左右。”
其餘9名死者的傷口都是碎鐵片、彈頭造成的穿擊傷，隻有這具屍體有明顯的爆碎傷和火藥熏染痕跡。
再加上現場沒有找到遙控或定時裝置，專家們最終斷定：這是一起自殺式爆炸，凶手就是這個無名男人。
案子的突破口，一下子集中到了“無名男屍是誰”這個問題上。可難題來了——死者的顱骨被炸碎了一半，臉早已麵目全非，連指紋都找不到完整的。
專案組隻能請來雕塑、美容、攝影修版等行業的專家，像拚拚圖一樣複原死者的容貌。
半個月後，一張模擬畫像終於成型：30到35歲，身高1.7米，方圓臉，眼睛不大，顴骨稍高，兩耳前有稀疏的小粉刺疤，皮膚偏黑，留著長寸頭，還有點絡腮胡。
更重要的是，死者肌肉發達，體格健壯，看起來像是體力勞動者。
畫像很快下發到北京各街道的居委會，崇文分局光明西裡的一位大媽拿著畫像，看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這不是隔壁王家的王誌剛嗎？”
專案組的人立刻趕到王誌剛家，把畫像遞給他弟弟王誌強。王誌強盯著畫像，眼淚一下子就掉了下來：“是我哥……可他頭發是白的，畫像上怎麼是黑的？”
這話讓偵查人員心裡一動。他們立刻找來公安部的人像專家，把王誌剛生前的照片和無名男屍的麵部特征反複比對，又仔細檢查了屍體的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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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發黑的頭發下麵，發根全是白的，顯然是不久前染過。順著這條線索，他們找到王誌剛的工作單位——山西運城拖拉機廠，從他宿舍的筆記本上提取到右手掌紋，和無名男屍的掌紋一對，分毫不差。
“就是他！”專案組的人終於鬆了口氣。可誰也沒想到，這個製造了驚天血案的人，在熟人眼裡竟是個“老實人”。
王誌剛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家住崇文區光明西裡，父母是普通工人，兄弟姐妹都是守法公民。
1968年，18歲的他初中畢業，趕上知識青年下鄉，被分到山西萬榮縣插隊。1973年，因為表現好、相貌周正，他應征入伍，成了鐵道兵某部的工程兵，接觸過炸藥和爆破技術。
可1975年複員時，他沒能回北京，而是被分配到山西運城拖拉機廠當維修工——運城背靠呂梁山區，經濟落後，和繁華的北京比起來，簡直是兩個世界。
“他總說，自己上當了。”王誌剛的好友馬春河回憶，王誌剛長得帥，性格又隨和，在廠裡很受工友喜歡，可他心裡一直憋著股勁：要回北京。
那些年，和他一起分配到廠裡的戰友，有的靠行賄、找關係調回了北京，可王誌剛老實，不懂這些門道，隻能眼睜睜看著彆人離開，自己卻成了廠裡唯一的北京知青。更讓他難受的是，調工資時，廠長和車間主任總以“不安心工作”為由，從沒給他漲過一分錢。
壓垮王誌剛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感情。他和同為北京知青的女友相戀多年，本來已經談婚論嫁，可女友先調回了北京，看著王誌剛遲遲沒動靜，終於說了分手：“我不能等你一輩子，更不可能在運城過一輩子。”那年，兩人都30歲了，在普遍二十二三歲結婚的年代，30歲未婚已是“大齡”，女友的決絕，讓王誌剛在宿舍裡哭了一整夜。
從那以後，王誌剛像變了個人。一次開機床時，他因為走神忘了上油，車間主任當著眾人的麵罵他“混日子”。
積壓已久的情緒瞬間爆發，王誌剛衝上去把車間主任打倒在地，對方頭破血流。廠裡給了他嚴厲處分，車間主任還放話：“以後彆想有好日子過。”
“他夜裡總歎氣，有時候還會哭。”同廠職工李寶家說，10月27日晚上，他路過王誌剛的宿舍，聽見裡麵傳來壓抑的哭聲。
誰也沒想到，第二天，王誌剛就把自己的自行車送給了馬春河，還分彆給4個要好的同事寫了告彆信：“我走了，永遠走了！你們彆找我，今後不會再見了！我去的地方雖不理想，但終究是個歸宿。”
10月28日晚9點多，王誌剛背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包，離開了運城拖拉機廠。
沒人知道，包裡裝的是他自製的炸彈——炸藥是他9月從永濟炸藥廠的朋友王冬樹那要的200多克黑索金，子彈是同事秦世昌、李金良給的762型子彈，電雷管是李金良10月15日給的，就連裝炸藥的鋼管，都是從廠裡偷偷鋸下來的。
而製造炸彈的地方，正是馬春河家——10月中旬起，他幫馬春河看家，一個人在空房子裡，把炸藥、子彈和電池一點點組裝成了殺人工具。
10月29日下午4點14分，王誌剛乘坐的136次火車抵達北京。兩個小時後，他走進北京站二樓南走廊，在人流最密集的地方，按下了引爆裝置。
案發8天後，專案組正式宣布破案：王誌剛因返城無望、感情受挫、工作不順，心生絕望，最終選擇用極端方式報複社會。
可這起案件留下的影響，遠沒有結束。當時，全國還有大量知青滯留在農村，很多人像王誌剛一樣看不到希望。
案件發生後，中央加速了知青返城的進程，到1985年，除了已在農村結婚的知青，其餘人全部回城，困擾多年的知青問題終於得到解決。
隻是，那10條逝去的生命，89個留下終身殘疾的傷者，再也回不到從前了。就像一位老民警在結案報告裡寫的：“王誌剛的絕望值得同情，但他把痛苦轉嫁到無辜者身上，這永遠不是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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