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50歲的女人，麵對警方的詢問，隻有一句話：“我就是陪他去雇保姆，其他的我不知道。”她甚至在被帶走前，還仔細地給狗添滿了食盆：“彆讓它餓著。”
審訊室裡，張舒紅表現得異常冷靜，甚至帶著一絲傲慢。“你們沒有證據，不能抓我。”他靠在椅背上，手指敲擊著桌麵，“我懂法律，全世界的法律我都懂，你們這是非法拘禁。”
“皮秀蘭的金手鏈，為什麼會埋在你家院子裡？”民警拿出從院子裡搜出的首飾，那是林曉雅辨認過的，確實是她母親的。
張舒紅的臉色變了一下，隨即又笑了：“那是她送給我的，我怕丟了，就埋起來了。”
“一個打工的保姆，會把自己唯一的金手鏈送給你？”民警追問。
張舒紅沉默了，過了很久才說：“我把她賣了，賣到豐滿區，賣了2000塊。”
“買主是誰？53歲的老太太，誰會買她？”民警步步緊逼。
張舒紅答不上來，開始胡言亂語，一會兒說把皮秀蘭推到鬆花江裡了，一會兒說她自己跑了。
與此同時，勘察現場的民警在張舒紅家的廚房角落，發現了幾滴噴濺狀的血跡。經過dna比對，血跡屬於失蹤的孟凡珍。
當民警把血跡鑒定報告放在張舒紅麵前時，他終於垮了。這個信佛的“善人”，臉上的溫和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扭曲的興奮。
“沒錯，她們都是我殺的。”張舒紅的聲音低沉，帶著一絲詭異的平靜，“從1997年開始，一共15個。”
第一個受害者，是18歲的李春花。1997年，張舒紅和張興鬨離婚，鄰居的議論讓他心裡憋滿了火氣。
“那天我父親住院，家裡就我和李春花。她把豆腐忘了放冰箱，臭了，我罵她，她還敢頂嘴。”
張舒紅的眼睛裡閃過一絲狠厲，“我一把把她按在床上，掐住她的脖子，她掙紮的時候，我更生氣了，就用了全力。等我鬆手的時候，她已經沒氣了。”
他用斧頭和菜刀把屍體肢解，裝在兩個麻袋裡，趁天黑扔到了鬆花江。“我跟彆人說她辭職了，她家裡人不知道她在我這工作，所以沒人找我。”
1998年，張舒紅殺了女兒張欣。“她知道自己不是我親生的，跟我不親，以後也不會給我養老。”
他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我給她喝了加了安眠藥的飲料，本來下不了手，可一想到鄰居的議論，想到張興跟我大哥的事，我就恨。我用刀捅了她，然後把她扔到了哈龍橋底下。”
2009年，張舒紅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差，靠低保金度日，身體也越來越不好。“我給自己算命，說活不到2012年。”他笑了笑，“我這輩子這麼慘，憑什麼彆人過得好？我就想殺人，殺到被你們抓住為止。”
他在報紙上登廣告，說自己會算命，騙來24歲的李亮亮。“我讓他說出銀行卡密碼，然後勒死了他。
沒想到他身上隻有20塊錢，銀行卡裡也沒錢。”張舒紅的語氣裡滿是不屑，“後來我又寫信讓他家裡寄錢，他們也不寄。”
2010年，張舒紅和李豔秋假離婚，讓她裝作自己的妹妹，去保姆市場騙保姆。“年輕的保姆不敢來，我就找年紀大的，離異或喪偶的，這樣她們的親人不會很快報警。”
他一共騙了5個保姆，最小的44歲，最大的55歲。“我讓她們說出銀行卡密碼，然後給她們喝安眠藥，勒死她們，再碎屍扔到江裡。有幾個沒昏迷的，我就先強奸，再殺。”
“你信佛，吃齋，都是裝的？”民警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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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齋是因為糖尿病，不能吃葷。”張舒紅嗤笑一聲，“念佛？我才不信那個，不過是讓人覺得我是好人罷了。”
“你後悔嗎？”
“後悔什麼？”張舒紅看著民警，眼神裡滿是冷漠，“她們倒黴，碰到了我。
我這輩子沒享過一天福，憑什麼要讓她們好好活著？”張舒紅的手指在審訊桌上輕輕劃著，眼神裡沒有絲毫愧疚，反而帶著一種報複後的快意。
“那個孟凡珍，剛來的時候還跟我討價還價，說工資太低，要漲到1500。我笑著答應了，轉身就在她的水裡加了安眠藥。她醒了之後還罵我，我就用繩子勒住她的脖子，看著她斷氣。”
民警追問李豔秋的角色，張舒紅終於鬆了口：“她知道，她什麼都知道。我們假離婚就是為了方便作案，她裝作我妹妹，幫我騙那些保姆，讓她們放下戒心。
每次我殺了人，她就幫我收拾現場，把她們的銀行卡、身份證藏起來。那些錢，我們一起花了，她沒少拿。”
而此時的另一間審訊室，李豔秋在證據麵前，終於崩潰了。這個始終冷靜的女人，捂著臉哭了起來：“是他逼我的！他說要是我不幫他，就殺了我！”
可她的辯解很快被戳穿。民警查出，李豔秋不僅參與了騙雇保姆，還主動幫張舒紅提取受害者銀行卡裡的錢，甚至在孟凡珍反抗時，用枕頭捂住了她的嘴。
“我也是沒辦法，我跟他過了這麼多年，知道他心狠手辣。”李豔秋的哭聲越來越小，“那些保姆的金首飾，我還留了一個戒指，現在還在我抽屜裡……”
專案組根據張舒紅的供述，立即組織警力前往鬆花江江灣大橋、哈龍橋等地打撈屍體。
八月的鬆花江水流湍急，水麵上漂浮著水草和垃圾，民警們乘著衝鋒舟，拿著撈鉤，一點點在江裡搜尋。
“太難了，江水太急，屍體早就被衝散了，能找到的隻有零星的碎骨和衣物。”
參與打撈的民警趙剛回憶道，“我們連續打撈了半個月，隻找到幾塊人類骨骼，還有一件藍色的外套——後來經孟凡珍的家人辨認，那是她失蹤前穿的衣服。”
最讓人心碎的是皮秀蘭的女兒林曉雅。當民警把從張舒紅家搜出的、沾著血跡的圍裙交給她時，這個19歲的姑娘當場跪了下來，眼淚砸在圍裙上：“這是我媽親手縫的圍裙，她每次做飯都穿……”
張舒紅供述的15名受害者，最終隻確認了6人：18歲的保姆李春花、11歲的女兒張欣、24歲的李亮亮，以及2010年失蹤的劉桂蘭、龐淑琴、皮秀蘭、孟凡珍後四人中，孟凡珍的骨骼被確認，其餘三人僅能通過物證和供述認定）。
剩下的9人，因為時間太久、江水流逝，始終沒有找到任何痕跡。
“有一次，水上公安局在江裡撈到一個人頭，當時沒查明身份，就存檔了。”王海濤隊長說，“張舒紅供述的時間和地點，跟那次存檔的信息完全吻合，可那個人頭早就因為無人認領，按規定處理了，現在沒辦法比對dna。”
受害者李亮亮的父母，直到在電視上看到張舒紅落網的新聞，才知道兒子早已遇害。
“我們找了他整整一年，去吉林市的每個旅社、每個工地問，派出所報了案，可他們說成年人失蹤不算案件。”
李亮亮的母親坐在兒子的遺像前，手裡攥著他生前穿的校服，“要是當時能早點立案，是不是我兒子就不會死？”
而劉桂蘭的兒子劉偉，在得知母親遇害後，整整三天沒說話。他把母親的那枚鍍金戒指戴在自己手上，每天下班都去鬆花江邊上坐一會兒：“媽，我找到凶手了，你可以瞑目了。”
惡魔的落幕
2013年12月26日，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張舒紅、李豔秋案作出一審判決：張舒紅犯搶劫罪、故意殺人罪，數罪並罰，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李豔秋犯搶劫罪、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接到死刑裁定書的那天，張舒紅穿著藍色的囚服，坐在看守所的會見室裡。當民警告訴他，18小時後將執行槍決時，他沒有絲毫恐懼，反而笑了：“終於要結束了，我早就活夠了。”
他向看守所提出了最後一個要求：吃一碗素麵。“我吃了這麼多年素，最後一餐也得吃素。”
麵端上來後，他慢慢吃著，甚至還跟看守民警聊起了天：“我這輩子，就是個笑話。小時候被人欺負，長大了沒本事，連個孩子都不是自己的，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臨刑前，武警押著張舒紅走出看守所。他的左腿因為殘疾，走得很慢，卻始終抬著頭，臉上帶著一種詭異的燦爛笑容。
“看了這麼多死刑犯，沒見過笑得這麼輕鬆的。”押解的武警後來回憶，“他好像不是去赴死，而是去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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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豔秋的緩期執行，讓受害者家屬們難以接受。“她也是凶手，為什麼不判死刑？”林曉雅在法院門口舉著母親的照片，聲音嘶啞，“我媽死得那麼慘，她憑什麼活著？”
可法律終究有它的尺度，李豔秋雖參與作案，但並非主謀，且有認罪悔罪情節，最終被判處死緩。而張舒紅的死刑，終於給了受害者家屬一個遲來的交代。
案件結束後，吉林市的保姆市場變得冷清了許多。那些曾經在巷子裡找活的農村婦女，大多回了老家，或者通過正規中介找工作，再也不敢跟陌生人走。
“張舒紅這個名字，成了保姆市場的禁忌，沒人敢提。”王大姐說，“現在隻要看到拄拐杖的男人，大家都躲得遠遠的。”
受害者的家人們，也永遠活在了陰影裡。林曉雅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在吉林市找了一份工作，一邊賺錢，一邊照顧年邁的外公外婆。
“我媽最大的心願就是讓我上大學，可我現在沒心思讀書了，我得撐起這個家。”
劉偉辭去了機械廠的工作，回了樺甸老家，開了一家小超市。“我不想待在吉林市，走到哪裡都能想起我媽。”
他的超市裡，始終擺著一張母親的照片，“我想讓她看著我好好過日子，讓她放心。”
而張興，在得知張舒紅被執行死刑後，獨自去了鬆花江邊上。她站在江風裡，哭了很久：“女兒，凶手伏法了，你可以安息了。”
這麼多年來，她第一次覺得心裡的石頭落了地，可女兒的笑容，卻永遠留在了1998年的那個夏天。
鬆花江的水，依舊日夜流淌，仿佛在訴說著這個發生在江畔的悲慘故事。
而張舒紅這個名字，也成了吉林市人心中一段不願提及的噩夢，提醒著人們：有時候，惡魔往往藏在溫和的麵具之下，而善良，需要帶著一絲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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