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2日傍晚，吉林市昌邑區某小區的樓道裡還殘留著晚飯的油煙味。
19歲的林曉雅攥著母親皮秀蘭剛送來的身份證，看著那輛紅色殘疾人三輪車消失在拐角，心裡莫名發慌。
母親早上在電話裡說找到新雇主，語氣裡帶著難得的輕快——包吃住，月薪1200，雇主是對“和氣的兄妹”，要照顧一位七旬老人。
可剛才見麵時，那個叫張舒紅的男雇主始終站在車旁沒上樓，隻讓“妹妹”陪著母親上來，眼神陰沉沉的，像藏著化不開的霧。
“媽，要不我明天去看看你？”林曉雅拉著母親的手，指尖能摸到母親常年做家務磨出的老繭。
“傻丫頭，剛上工就添麻煩，人家該嫌我了。”皮秀蘭把錢包塞進女兒口袋，又理了理她的衣領，“我看那家人挺好的，等我安頓好了，周末就回來看你。”
這是母女倆最後一次見麵。第二天清晨，林曉雅撥打母親的手機，聽筒裡隻有冰冷的“您所撥打的電話已關機”。
她起初以為母親忙，直到三天後，她按照母親留下的地址找到吉林市船營區的一棟老樓，敲開302室的門時，那個叫張舒紅的男人，正端著一杯冒著熱氣的茶水，臉上掛著她從未見過的溫和笑容。
保姆市場四起失蹤案
吉林市的保姆市場藏在火車站旁的巷子裡，每天天不亮就擠滿了找活的農村婦女。
她們大多穿著洗得發白的外套，手裡攥著寫著“做飯、保潔、照顧老人”的紙牌，眼神裡滿是期待。
2010年7月底，第一個報警電話打到昌邑區刑警隊時，值班民警李建軍以為隻是又一起普通的失聯。
“警官，我媽不見了！”電話那頭的劉偉聲音發顫，他是樺甸市夾皮溝鎮人，在吉林市一家機械廠打工，母親劉桂蘭44歲，年初來城裡做保姆。
“上周她說從之前那家辭職，要去保姆市場找新活，之後就沒消息了。我周末回家沒見著人，去市場問了好幾天，有人說見過她，可這幾天連影子都沒了。”
李建軍在筆錄本上記下信息：劉桂蘭，身高1米65，體態偏胖，圓臉，左手無名指戴著一枚鍍金戒指——那是劉偉去年發工資給母親買的，值三百多塊。
“會不會是找到雇主，沒來得及跟你說？”他問。保姆這行特殊，很多雇主急著用人，保姆往往跟著就走，農村老家通訊不便，幾天不聯係是常事。
劉偉急得提高了嗓門：“不可能！我媽再忙，睡前也會給我打個電話。現在都一個多星期了，手機一直關機，她身上就帶了幾百塊零花錢，能去哪啊？”
這起失蹤案暫時被歸為“待查”，直到8月初，第二起報警電話打來。
報案人是55歲的龐淑琴的兒子，說母親從7月28日去保姆市場後就沒回家。龐淑琴是吉林市昌邑區人，喪偶多年，兒子在外地工作，她做保姆隻是想給自己掙點養老錢。
“55歲的老太太，誰會拐她？”李建軍拿著兩份筆錄，心裡第一次泛起嘀咕。劉桂蘭44歲，或許還有被拐賣的可能，可龐淑琴年過半百，身體不算硬朗，既無財也無色，怎麼會突然消失？
沒等他理出頭緒，8月10日和12日，又有兩起失蹤案報案：52歲的皮秀蘭和48歲的孟凡珍，都是離異或喪偶的保姆，都在保姆市場找活時失聯，都沒通過中介登記。
四起失蹤案，四個共同點：中年女性、保姆身份、離異或喪偶、未登記中介。吉林市公安局刑偵大隊立即成立專案組，隊長王海濤看著牆上的照片，手指在四個名字上劃過：“這不是巧合，有人在專門找這類保姆。”
專案組兵分兩路，一路去保姆市場走訪，另一路排查失蹤者的社會關係。在保姆市場擺攤的王大姐，給警方提供了一個關鍵線索：
“你們說的這幾個人，我好像見過。有個瘸子，五六十歲，拄著拐杖，身邊跟著個四十多歲的女人，說是他妹妹，最近老來市場找保姆，專挑年紀大的，還說要照顧家裡的老人。”
“那瘸子看著挺斯文的，說話客客氣氣的，還給我遞過煙。”另一個保姆補充道，“他說家裡老人挑，之前找的幾個保姆都不合心意，所以老來。我還勸過皮秀蘭，說跟著這樣的雇主放心，誰知道……”
警方根據描述，畫出了瘸子的模擬畫像：身高1米6左右，微胖，戴一副黑框眼鏡，右腿殘疾，走路拄著單拐，穿深色中山裝。可吉林市這麼大，僅憑畫像找人，無異於大海撈針。
轉機出現在皮秀蘭的女兒林曉雅身上。她告訴警方，母親失蹤前曾給她送過身份證，還提到雇主叫張舒紅，開著一輛紅色殘疾人三輪車，家住船營區某小區302室。
“我媽還給我寫了地址，說怕我找不到她。”林曉雅掏出一張紙條，上麵的字跡歪歪扭扭，卻清晰地寫著詳細住址。
“信佛的善人”
8月15日，專案組民警來到張舒紅家樓下。這是一棟上世紀90年代的老樓，牆皮斑駁，樓道裡堆著雜物。302室的門緊閉著，民警敲了三下，裡麵傳來一個溫和的聲音：“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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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開後，出現在眼前的男人，和模擬畫像分毫不差：黑框眼鏡，中山裝，右腿微跛，手裡拄著拐杖。他看到穿警服的人，眼神閃過一絲慌亂，隨即又恢複平靜：“警官同誌，有事嗎？”
“我們找張舒紅。”民警亮出證件。
“我就是。”張舒紅側身讓他們進屋，屋裡收拾得異常乾淨，客廳的桌上擺著一個佛龕，香爐裡插著三根未燃儘的香，空氣中飄著檀香的味道。“我信佛，每天都要上香，圖個清淨。”他解釋道。
民警環顧四周，沒看到女性生活用品，也沒看到老人的痕跡。“你最近是不是雇傭過一個叫皮秀蘭的保姆？”
張舒紅端茶的手頓了一下，隨即笑道：“哦，你說她啊。她來了一天，說我家老人不好照顧，第二天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
“她走的時候，沒帶行李嗎？”
“沒帶多少東西，就一個小背包，說是先回去拿換洗衣物，之後就沒聯係了。”張舒紅說得滴水不漏，眼神始終保持著溫和，甚至還主動提起：“要是你們找到她，麻煩幫我跟她說一聲，工資我還沒給她結呢。”
走訪鄰居時，民警聽到的全是對張舒紅的好評。“張大哥是個好人，平時幫我們修個表、修個電器，分文不取。”樓下的王阿姨說，“他腿腳不方便，還經常幫獨居的李奶奶買米買油。”
“他信佛，常年吃齋，家裡的佛龕天天擦得鋥亮。”另一個鄰居補充道，“我們有時候打麻將，他也來湊湊熱鬨，輸贏就幾塊錢，從不賴賬。你說他殺人？不可能，他連雞都不敢殺，上次我家殺雞，他路過都繞著走。”
更讓民警疑惑的是，張舒紅的身體狀況。他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和心臟病，爬兩層樓都要歇三次，走路全靠拐杖，體重隻有110斤左右。
而失蹤的皮秀蘭，常年做家務，力氣比一般男人還大。“他這樣的身體，怎麼可能製服一個中年婦女？”李建軍忍不住質疑。
專案組陷入僵局，直到他們找到張舒紅的第一任妻子張興。
借種、失蹤的女兒與消失的保姆
張興住在吉林市郊區的一個老小區，見到民警時，她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終於來找我了，我就知道他會出事。”
這個頭發花白的女人，左腿也有殘疾，說起張舒紅，眼神裡滿是恐懼。“他不是人，是惡魔。”她坐在沙發上，手指緊緊攥著衣角，仿佛又回到了那個噩夢般的年代。
張興和張舒紅是1982年結婚的，兩人都是小兒麻痹症患者，在彆人的介紹下相識。“那時候覺得他老實，對我也好，就嫁了。”
張興說，婚後兩人開了一家小吃店，生意不錯，可一直沒孩子。1986年，張興去醫院檢查，身體沒問題，她讓張舒紅也去查，可他始終推脫。
直到有一天，張興收拾房間時，發現了一張被藏在書櫃最底層的化驗單——張舒紅的精子活力為零，幾乎沒有生育能力。“我當時就懵了，問他為什麼瞞著我，他說怕我嫌棄他。”
1987年，張舒紅的大哥找到張興，帶來了一個荒唐的提議：“借種。”“他說全家商量好了，讓我跟他生孩子，這樣既能給張舒紅留個後，也能保住這個家。”
張興當時就拒絕了，可張舒紅跪在她麵前，哭著求她：“我就想要個孩子，等我老了，有人給我端碗水就行。”
看著丈夫的眼淚，想著自己的殘疾，張興最終妥協了。1988年，女兒張欣出生，張舒紅對這個孩子傾注了全部的愛。
“他給孩子買最好的奶粉，買最貴的玩具，每天下班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抱孩子。”張興說，“那時候我以為，日子就這樣過下去也挺好。”
可隨著張欣長大，事情開始變味。女兒五六歲時，突然不願意跟張舒紅親近，甚至寧願走路去幼兒園，也不坐他的電動車。
“後來我才知道，是鄰居嘴碎，跟孩子說她不是張舒紅親生的。”張興說，從那以後，張舒紅變了，不再對女兒笑，回家就躲在房間裡喝酒，對她也越來越冷淡。
“他開始嫌棄我，說我跟他大哥不清不楚，說我臟。”張興的聲音開始顫抖，“我跟他吵，他就動手打我。有一次，他把我按在床上掐我脖子，我以為自己要死了，摸到床頭的開水杯，砸在他頭上，才逃出來。”
1997年，兩人離婚，女兒判給張興，張舒紅拒絕支付撫養費。為了生計，張興去張舒紅家找他商量，卻發現家裡雇傭的18歲保姆李春花不見了。
“我問他，他說李春花辭職了，去外地打工了。”張興當時沒在意，直到1998年，女兒張欣失蹤。
“那天是周末，女兒說去爸爸家拿玩具，之後就沒回來。”張興說，她去找張舒紅，他說女兒早就走了。直到五天後，女兒的舞蹈老師打電話說孩子沒上課，她才慌了神。“我們到處貼尋人啟事，登報紙，張舒紅也跟著找，可我總覺得他不對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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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張興恐懼的是，女兒失蹤後，張舒紅開始跟蹤她。“他每天跟在我後麵，包裡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裝的什麼。”有一次，張興在工廠門口看到他，讓保安搜他的包，結果搜出一把匕首。“他說防身用，可我知道，他是想殺我。”
張興賣掉房子，搬到郊區，從此再也沒見過張舒紅。直到民警找到她，她才說出另一個秘密：
“李春花失蹤後，她家裡收到過兩封信，說是被拐賣了，讓家裡寄錢。可李春花的字寫得很醜，那信上的字卻很漂亮，而且還把她家巷子的名字寫錯了。”
專案組立即調取1997年李春花失蹤案的卷宗，果然發現了張興所說的兩封信。信上的彙款賬號，開戶人是張舒紅。
2000年，警方曾傳喚過張舒紅，他說賬號是幫李春花開的，至於信，他一無所知。因沒有證據，案件最終不了了之。
“他連自己的女兒都能殺，殺幾個保姆算什麼？”張興的話，像一把錘子，敲醒了專案組的民警。
廚房的血跡：惡魔的供詞
8月19日中午，專案組決定對張舒紅實施抓捕。民警敲開302室的門時，張舒紅正在佛龕前上香，看到手銬，他沒有反抗，隻是淡淡地說：“該來的，總會來。”
在張舒紅的出租屋裡，民警抓獲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李豔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