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31日夜，千島湖的雨霧像化不開的墨，將黃泥嶺水域裹得密不透風。
19歲的替補廚師周磊縮在海瑞號遊船的廚房角落，指尖摩挲著剛擦乾淨的鐵鍋——他今天本該在家陪母親包清明粿，隻因當班廚師突發急性腸胃炎，他才臨時頂上這趟遊船。
此時他還不知道，這趟臨時替班，會讓他年輕的生命永遠定格在這片酷似日月潭的湖水中。
當晚8點，淳安縣毛竹源碼頭的指示燈已經亮起，卻遲遲沒等來本該靠岸的海瑞號。
遊船調度員老陳反複核對時刻表，指尖在紙上劃出褶皺，嘴裡嘟囔著“怎麼回事”。
他撥通遊船公司的電話，聽筒裡的忙音在空蕩的調度室裡格外刺耳。沒人能預料到，這艘載著32人的觀光遊船，此刻正化作一座漂浮在湖心的煉獄。
4月1日清晨8點，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擊碎了淳安縣公安局的寧靜。船家老張在電話裡聲音發顫：
“快來！千島湖阿慈島附近，海瑞號燒起來了，燒得隻剩個鐵架子！”
20分鐘後，消防船與港監艇劃破湖麵的晨霧趕到現場。
彼時船上的大火已近尾聲，焦黑的船身冒著滾滾濃煙，甲板上的木質護欄早已化為灰燼，裸露的鋼鐵構件被燒得扭曲變形，在晨光中泛著詭異的暗紅色。
消防隊員架起水炮，高壓水柱噴向殘火，10多分鐘後，最後一縷青煙終於消散。
港監部門的老周踩著滾燙的甲板跳上船，鞋底與鐵板接觸時發出“滋啦”的輕響。
他捂著口鼻在船上摸索，駕駛室的玻璃全碎了，儀表盤燒得麵目全非，客艙裡積著半尺深的水，渾濁的水麵漂浮著燒焦的雜物，卻連半個人影都沒有。
“肯定跳水逃生了。”同行的年輕港監員鬆了口氣，千島湖水麵平靜，周邊小島密布，隻要跳下水，總能遊到岸邊。
可當老周上岸接起那通關鍵電話時，他的腿瞬間軟了。
電話那頭的遊船公司經理聲音嘶啞：“那船上是台灣團！24個台灣遊客，還有8個船員和導遊，一共32個人啊！”
這句話像塊巨石砸進眾人心裡。在1994年的淳安，彆說24名台灣遊客出事，哪怕是一名境外遊客受傷，都是足以震動省市的大事。
港監部門不敢耽擱，當即把情況上報縣政府。
與此同時，一場大規模搜救迅速展開。20餘艘船艇在湖麵鋪開，千餘名軍民分成若乾小隊，對案發水域及周邊40多公裡的水麵、山灣、島嶼展開地毯式搜查。
駐浙空軍的直升機低空掠過湖麵，螺旋槳卷起的氣流讓水麵泛起漣漪，東海艦隊的衝鋒舟也穿梭在大小島嶼之間，擴音器裡循環播放著尋人啟事。
可直到中午，彆說活人，就連一具屍體都沒找到。
負責清理海瑞號殘骸的民警劉勇健心裡始終發沉。他蹲在船邊仔細觀察，突然注意到一個反常的細節：船上的救生圈和救生衣都好好掛在原處，連係繩都沒鬆動。
“要是真跳水逃生，哪有人會不拿救生設備？”他皺著眉嘀咕。
這艘海瑞號是三層觀光遊船，一二層都是敞開式設計，護欄隻有半米高，真遇火災，遊客幾秒內就能翻欄跳水，沒理由留下所有救生裝備。
下午時分，船體降溫後，劉勇健決定去底艙看看。這座17平方米的底艙高僅1.5米，本是用來存放柴油和糧食的，平時靠一架25公斤重的折疊鐵梯進出。
可此刻，那架鐵梯卻不翼而飛。消防隊員臨時搭起一架鋁梯，劉勇健用毛巾捂住口鼻，第一個爬了下去。
底艙裡積水齊腰，冰冷的湖水瞬間浸透了他的褲腿，腐臭與焦糊的混合氣味直衝鼻腔。
他剛走兩步，腳下就碰到一個柔軟的東西，低頭一看，一具漂浮的屍體正仰著臉，半邊身體已經燒焦，五官模糊難辨。
他嚇得後退半步，後背又撞上另一具屍體，黑暗中，水麵上竟漂浮著密密麻麻的軀體，有的相互纏繞，有的仰麵向天，慘狀讓人頭皮發麻。
抽水機轟鳴著運轉，隨著水位逐漸下降，32具屍體陸續露出水麵。
當最後一具屍體被抬上岸時，負責清點的民警手抖得連記錄本都拿不住。
這個向來民風淳樸、從未發生過惡性案件的小縣城，一夜之間成了32條人命的慘案現場。
消息像野火般傳開，淳安縣政府的會議室裡鴉雀無聲，縣長臉色慘白，手裡的茶杯晃得茶水溢出，沒人敢想象，這起案件該如何收場。
4月4日，50多名台灣遇難者家屬匆匆趕到淳安。他們剛走出機場，就被迎麵而來的浙江省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告知：
“這是一起意外失火事故，政府會承擔賠償。”
話音剛落，人群裡就爆發出壓抑的哭聲。一位中年婦女癱坐在地，手裡緊緊攥著丈夫的照片，反複念叨：“不可能是意外，他水性那麼好，怎麼會燒死在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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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屬一同前來的，還有一群喬裝打扮的台灣記者。早在4月2日，他們就通過各種渠道潛入淳安。
有的偽裝成遇難者的外甥，操著閩南語和家屬搭話；有的裝作女婿，默默跟在人群裡記錄。
他們隨身攜帶的微型錄音設備藏在衣領裡，連交談都改用隻有台灣人才懂的俚語，生怕被識破。
這些老記者見多識廣，剛到案發現場就察覺到不對勁，他們在殯儀館外偷偷拍攝的屍體照片裡，清晰地看到死者半身焦黑、半身完好，還有一具女屍的手臂明顯骨折。
當天的新聞發布會成了導火索。當浙江省副省長劉錫榮再次強調“純屬意外”時，台灣記者突然起身圍了上去。
一位戴眼鏡的記者舉著照片質問：“柴油燃點高達220度，打火機都點不著，怎麼會燒得這麼徹底？死者一半焦黑一半完好，這是意外火災能造成的嗎？”
家屬們也情緒激動，紛紛湧上前，要求給出真相。劉錫榮一時語塞，隻能反複重複官方結論，隨後在公安人員的護送下匆匆離場。
接下來的賠償談判持續到深夜12點。家屬代表提出每人賠償幾十萬元，這個數額在當時的大陸堪稱天文數字——彼時大陸廳級乾部年薪不過一萬多元，普通職工年收入才三千出頭。
負責談判的乾部老李急得滿嘴起泡，他一邊安撫家屬，一邊不斷向上級請示。最終雙方敲定，保險公司賠付11萬元，省政府再發放2.5萬元安慰金，每人合計13.5萬元。
這個金額在大陸史無前例，可對於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6萬多元的台灣來說，並不算高。
簽完協議時，老李看了眼牆上的掛鐘，時針正好指向零點。他長舒一口氣，以為事情終於了結。
可他萬萬沒料到，這隻是暴風雨前的平靜。4月5日清明節，細雨蒙蒙，靈隱寺的繼雲大師帶著9位法師正在主持追悼法事，天主教神甫也在一旁準備追思彌撒。
就在這時，台灣家屬突然集體反悔，他們扯出寫著“還我親人真相”的橫幅，頭綁白帶堵住了前來慰問的劉錫榮副省長。
“我們不要賠償，要把遺體運回台灣屍檢！”人群中響起整齊的呐喊。
家屬們提出的六大疑點，像重錘般砸在所有人心上：死者為何半身炭化？
女屍的手臂為何骨折？柴油船怎會突發大火？遊客隨身攜帶的金銀財物為何不翼而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