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的韶關，潮濕的南風裹著樟樹的香氣鑽進老舊居民樓的縫隙。
王建民像往常一樣攥著帆布工具包走出樓棟，晨光剛好漫過他微禿的頭頂——這個在工地打零工近二十年的男人，習慣了在清晨五點半避開早高峰的人流。
他沒注意到，三天前單元門口新裝的公共攝像頭正對著他，鏡頭裡，他未戴口罩的臉清晰得連眼角的細紋都無所遁形。
千裡之外的安徽東至縣公安局，刑偵支隊的電腦屏幕突然亮了。
老刑警陳和平的手指在鍵盤上頓住，他湊近屏幕，指腹無意識地摩挲著鼠標：“這個發際線，還有眉骨的弧度……像極了文九平他哥。”
旁邊的年輕警員立刻調出資料庫，1994年那張泛黃的通緝令上，27歲的文九平眉眼間的輪廓，竟與攝像頭裡的王建民重合在了一起。
“三十年了。”陳和平點燃一支煙，煙霧裡浮出1994年4月那個浸著血的早晨。
一、血色菜地：穿紅毛衣的女人
1994年4月12日，安徽東至縣的春寒還沒褪儘。19歲的學徒趙磊跟著師父往雇主家走，田埂上的露水打濕了他的解放鞋。
七點剛過，晨光穿透薄霧，他突然瞥見不遠處的油菜地裡躺著個紅色身影——那抹紅在青黃的菜畦間格外刺眼，像被揉碎的晚霞。
“師父，你看那是誰？”趙磊的聲音發顫。兩人走近些，一股濃重的血腥味順著風飄過來。
穿紅色毛線衣的女人蜷縮在地裡，黑色健美褲沾滿泥土，紅色球鞋的鞋帶散落在一旁。
趙磊壯著膽子想扶她，手剛碰到對方的肩膀，女人的頭就輕輕歪了過去——她的臉已經被砸得辨認不出模樣，鮮血混著泥土在額前結成硬塊。
“快報警！”師父的吼聲驚醒了趙磊，他連滾帶爬地跑到最近的小賣部，抓起吱呀作響的老式電話機，手指抖得按不準號碼。
半小時後，東至縣公安局的警車停在了田埂邊。陳和平跳下車，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進菜地，警戒線在晨霧裡拉成一道白色的線。
法醫蹲在屍體旁，鑷子夾起一塊沾血的碎石：“致命傷在頭部，凶器應該就是這類石頭，重量大概十公斤。”
他掀開女人的毛衣，領口內側繡著的“胡”字還很清晰，“死者年齡20到30歲之間，衣著比較時髦，不像附近的農民。”
現場勘查持續到中午，民警在屍體旁發現了三樣東西：一根米色橡皮筋，上麵還纏著幾根長發；一個印著“紡織廠工會”字樣的頭繩；
還有一把黃銅鑰匙——比當地農戶用的木門小鎖鑰匙大一圈，鑰匙柄上刻著模糊的“302”。
“這鑰匙不對勁。”陳和平把鑰匙裝進證物袋，“附近村莊都是木門插銷或小掛鎖，這種大鑰匙，更像職工宿舍用的。”
他抬頭望向不遠處的煙囪，那是縣裡的紡織廠，也是這片農田周邊唯一有集體宿舍的單位。
紡織廠的鐵門在午後的陽光下泛著冷光。陳和平帶著警員走進車間，機器的轟鳴聲震得人耳膜發疼。
車間主任老張遞過來一本職工名冊：“我們廠女職工多，穿紅毛衣、健美褲的不少，但昨天沒上班的，隻有胡紅豔。”
“胡紅豔？”陳和平的手指停在名冊上那個名字，照片裡的女人梳著齊耳短發，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梨渦，“她是什麼崗位？”
“前紡車間的小組長，去年剛提拔的。”老張歎了口氣，“人長得漂亮，活兒也利索，廠裡追她的人能排半條街。”他領著民警往女職工宿舍走，“她住302，跟另外兩個女工一間。”
走到302宿舍門口，陳和平掏出那把現場發現的鑰匙，插進鎖孔輕輕一轉——“哢嗒”一聲，鎖開了。
宿舍裡很整潔，胡紅豔的床鋪鋪著碎花床單，枕頭邊放著一本《簡·愛》，桌角的搪瓷杯上印著她的名字。
“胡姐昨天沒回宿舍。”同屋的女工李梅紅著眼圈，“她前幾天還跟我說，想攢錢買台縫紉機，給家裡做件新衣服。”
她突然想起什麼，從抽屜裡拿出一張紙條，“這是文九平昨天托人帶給她的，讓她晚上去廠區後麵的田埂上聊聊。”
文九平——這個名字讓陳和平心裡一緊。他翻出職工檔案，文九平的照片就在胡紅豔隔壁頁，兩人是同一年進的廠，還是同一個村的老鄉。“他們倆是什麼關係？”
“以前處過對象，半年前分了。”老張壓低聲音，“文九平是機修工，胡紅豔提拔後，他總覺得配不上人家。分手以後，他還老找胡紅豔，上個月車間還調解過一次，把雙方家長都叫來了。”
民警立刻去找文九平，可機修車間空蕩蕩的，他的工位上還放著沒修完的零件，宿舍裡卻沒人。
“文九平昨天上大夜班，淩晨三點就不見人了。”工友撓著頭，“他說家裡有事，可誰也沒見他請假。”
陳和平的心沉了下去。他回到文九平的宿舍，在床底的木箱裡翻出一件深藍色工裝——衣領內側沾著暗紅的印記，湊近一聞，是淡淡的血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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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後的第十天，文九平的父親收到一封從南京寄來的信。信封上的字跡潦草，信紙邊緣被揉得發皺。
陳和平拆開信，文九平的聲音仿佛從紙頁裡飄出來：“哥、姐、弟，我走了，以後不能儘孝了。你們要好好照顧爸媽，彆找我，我到天涯海角也不會回來。”
“南京？”陳和平立刻帶隊趕往南京，可火車站、汽車站查了個遍，沒有任何文九平的痕跡。“他會不會故意放煙霧彈？”年輕警員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