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又過了三天，第二封信寄到了文家。這一次，信裡多了兩張照片——一張是文九平站在天安門城樓前，另一張是他在長城上的背影，照片背麵寫著“北京留念”。信裡的內容，讓整個專案組都倒吸一口涼氣：
“我和紅豔從小一起長大，我以為我們能結婚。可她懷孕後，卻說孩子不是我的。她要的是金錢和地位，我什麼都沒有。
那天晚上，我們在田埂上吵架，她罵我沒本事，說我配不上她。我氣瘋了，拿起石頭砸了她……我知道錯了，但我不敢回去。爸媽，對不起，我是罪人。”
“立刻去北京！”陳和平帶著人趕到北京，可90年代的北京，流動人口多，監控幾乎沒有。
他們拿著照片跑遍了天安門周邊的照相館，查遍了各個招待所，連文九平可能投奔的同學、親戚都找了，卻連一點線索都沒有。
這一找，就是三十年。
胡紅豔的家人，在這三十年裡熬白了頭。她的二哥胡建國還記得，妹妹被害的消息傳來時，父親當場就癱倒在地，後來精神越來越差，最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到一年就走了。
母親整日以淚洗麵，眼睛漸漸看不清東西，臨終前還攥著胡紅豔的照片，嘴裡念叨著：“我的豔兒，還沒嫁人呢……”
“這三十年，我們出門都抬不起頭。”胡建國的聲音哽咽，“有人說我妹妹是因為談戀愛被人殺的，說她不安分。這些閒話，像刀子一樣紮在我們心上。”
而陳和平，把文九平的案卷翻了一遍又一遍，筆記本上記滿了線索，連文九平家人的生日、親戚的住址都記得清清楚楚。“隻要我還乾警察，就絕不會放棄。”他說這話時，眼角的皺紋裡藏著愧疚。
2024年，東至縣公安局重啟“1994·4·12”命案專案組。民警們帶著當年的案卷，跑遍了北京、海南、廣東，用現代刑偵技術比對dna，分析文九平可能的落腳點。
2025年6月，廣東韶關的一個老舊小區裡，公共攝像頭拍下了王建民的臉。“他的戶籍信息是2000年登記的，籍貫寫的是湖南，但我們查了，湖南沒有叫王建民的人符合這個年齡。”
年輕警員指著電腦屏幕，“而且他在工地打工，從不跟人提家裡的事，連身份證都是補辦的。”
陳和平立刻帶隊飛往韶關。6月15日清晨，他們在王建民的出租屋樓下蹲守。五點半，王建民準時走出樓棟，帆布工具包在他手裡晃了晃。“就是他。”陳和平低聲說，民警們悄悄圍了上去。
“王建民？”一名民警叫住他。
男人的身體僵了一下，慢慢轉過身。當他看到穿警服的人時，眼神裡閃過一絲慌亂，但很快又恢複了平靜。“你們找錯人了吧？”他說，聲音有些沙啞。
“我們是安徽東至公安局的。”陳和平走到他麵前，“文九平，三十年了，你該回家了。”
王建民的臉瞬間變得慘白，他張了張嘴，卻沒說出話來。民警上前給他戴手銬時，他沒有反抗，隻是低著頭，肩膀微微顫抖。
“你知道嗎？”陳和平看著他，聲音很輕，“你父親在2005年就走了，走的時候還在問你的消息。你母親2023年去世的，臨終前還摸著你的照片哭。”
這句話像一把錘子，砸在了文九平的心上。他突然蹲在地上，雙手捂住臉，哭聲從指縫裡漏出來，嘶啞得像破了的風箱。“我對不起他們……我對不起紅豔……”
在東至縣看守所裡，58歲的文九平坐在鐵窗後，頭發已經全白了。他穿著囚服，雙手放在膝蓋上，說起胡紅豔時，眼睛裡泛起了淚光。
“我和紅豔是一個村的，從小一起上學。她成績好，我總跟在她後麵，幫她背書包。”文九平的聲音很輕，仿佛在回憶遙遠的夢，“1991年，我們一起進了紡織廠，我以為我們能一輩子在一起。”
他說，剛開始談戀愛時，胡紅豔很依賴他，會給他帶早飯，會在他修機器時遞水。
可後來，胡紅豔被提拔為小組長，身邊追她的人多了，其中有兩個大學生，家境比他好。
“我心裡慌，總覺得她會離開我。”文九平的手指攥緊了，“我媽也不同意我們在一起，說紅豔是農村戶口，會影響我的下一代。”
1993年冬天，胡紅豔懷孕了。文九平很高興，想立刻結婚，可胡紅豔卻告訴他，孩子不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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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就瘋了，跟她吵了一架。”他說，“後來我們分手了，可我還是放不下她，總去找她。”
1994年4月11日晚上，文九平約胡紅豔去廠區後麵的田埂。
“她來了，穿的是那件紅色毛線衣，紮著兩個辮子，像小時候一樣。”文九平的眼淚流了下來，“我跟她說，我們複合吧，我不在乎戶口，不在乎彆人怎麼說。可她拒絕了，她說我沒本事，說我給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爭吵越來越激烈，胡紅豔說的話像刀子一樣紮在文九平心上。“我問她，孩子到底是誰的。”
她笑著說，‘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他哽咽著，“我當時腦子一熱，看到旁邊有塊石頭，就拿起來砸了她……”
作案後，文九平跑回宿舍換了衣服，拿了父親的存折，從銀行同學那裡借了500塊錢，一路逃到南京、北京，最後在韶關落腳，改名叫王建民，靠在工地打工為生。
“這三十年，我每天都做噩夢，夢見紅豔穿著紅毛衣站在我麵前，問我為什麼殺她。”他說，“我不敢跟人交朋友，不敢回老家，連過年都隻能一個人在出租屋裡吃泡麵。”
當民警問他還有什麼願望時，文九平沉默了很久，然後輕聲說：“我想跟紅豔說聲對不起。如果可以，我想和她埋在一起，陪她一輩子。”
而在韶關那個老舊小區裡，公共攝像頭依舊在運轉，晨光每天都會漫過樓棟口。隻是再也不會有一個叫王建民的男人，攥著帆布工具包，在清晨五點半的霧裡，走向沒有儘頭的逃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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