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停止寫日記的那個傍晚，我坐在書桌前，指尖懸在日記本的最後一頁上，遲遲沒有落下。
窗外的晚霞正一點點褪去橘紅，像被誰用橡皮擦輕輕抹過，留下一片模糊的灰藍。
這本攤開的日記，封皮已經被摩挲得發皺，內頁裡的字跡卻始終工整得近乎刻板——每一頁的行距必須對齊，每一個標點都要占在格子正中央，甚至連日期的格式都嚴格遵循“年月日星期x天氣”的固定模板，仿佛隻要有一個字偏離了預設的軌道，整個人生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轟然倒塌。
這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寫日記這件本該用來安放情緒的事，早已變成了強迫症的“囚籠”。
而我花了十幾年時間，用無數個深夜的糾結與內耗，才終於敢對自己說：“放過自己吧，不必再逼了。”
一、日記裡的“完美主義陷阱”
我的日記始於小學三年級。那時老師布置了“每日一記”的作業，要求記錄當天的趣事，字數不限。
最初的幾篇日記裡，我寫過“今天和同桌分享了一塊橡皮，她的橡皮是草莓味的”，也寫過“放學路上看到一隻瘸腿的小狗，好想把它帶回家”，字跡歪歪扭扭，頁邊空白處還畫著不成形的小太陽。
那些文字裡沒有規則，隻有孩童最直白的歡喜與憂愁，翻到那幾頁時，紙頁上仿佛還能聞到當年鉛筆屑的淡淡木質香。
變化是從五年級開始的。一次作文課上，老師把我的日記當作範文朗讀，特彆表揚了“字跡工整、格式規範”。
那天放學，我把日記本捧在懷裡，像捧著一件稀世珍寶，回家後翻來覆去地看，突然覺得某一頁的“。”
寫得太圓了，某一行的“，”又太扁了，甚至覺得“天氣晴朗”四個字應該和“心情愉快”對齊，否則頁麵就顯得“不對稱”。從那天起，“寫日記”悄悄變成了“雕琢日記”。
我開始用尺子在頁邊畫橫線，確保每一行字都像列隊的士兵一樣整齊；買了不同顏色的筆，規定“開心的事用藍色，難過的事用黑色，特彆重要的事用紅色”；甚至發明了一套“錯誤修正準則”——如果寫錯一個字，不能用塗改液覺得“太刺眼”），不能直接劃掉覺得“像一道疤”），必須整頁撕掉重寫。有一次因為“星期三”的“三”寫得像“五”，我在書桌前坐了整整兩個小時，撕了七頁紙，直到手指被紙張邊緣割出細小的血痕，才終於寫出一個“滿意”的“三”。
那時的我以為這是“認真”，是“對自己負責”。直到初中，我因為發燒請假在家，晚上躺在床上想起“今天沒寫日記”，突然渾身冒冷汗。母親說“明天補寫就好”，我卻像被踩了尾巴的貓一樣跳起來，跌跌撞撞地跑到書桌前。
借著台燈昏黃的光，顫抖著寫下“今日發燒，體溫38.5c，頭暈，無其他事”。寫完後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總覺得“38.5c”的“c”符號不夠標準，又怕起床找字典核對會吵醒家人，就在這種糾結中睜著眼睛到天亮。
現在回想起來，那根本不是“認真”，而是強迫症在悄悄生根。
我把對“失控”的恐懼，全部投射到了日記本的方寸之間，以為隻要守住了文字的“完美”，就能守住生活的“秩序”。
可生活從來不是一頁可以重寫的日記，那些被我撕掉的紙頁，撕掉的其實是接納“不完美”的勇氣。
二、強迫症的“反向控製”
高中時，日記成了我生活中最沉重的負擔。我為它製定了一套近乎嚴苛的“流程”：必須在晚上10點整坐在書桌前早一分或晚一分都不行）。
必須先洗手三次用洗手液，搓夠20秒），必須從“今天的主要事件”寫到“情緒總結”，再到“明日計劃”，缺一不可。如果哪一天因為考試或聚會打破了流程，我就會陷入瘋狂的自我譴責，覺得“今天的人生不完整了”。
有一次班級組織春遊，玩到晚上9點才回家，累得倒頭就想睡。
可剛躺下，“沒寫日記”這四個字就像警鐘一樣在腦子裡炸開。
我掙紮著爬起來，打開日記本，卻發現腦子裡一片空白——白天的歡笑、湖邊的風、同學分享的零食，所有鮮活的記憶都被“必須寫完美”的焦慮擠走了，隻剩下“要寫多少字”“用什麼顏色的筆”“格式對不對”的雜念。
那天我對著空白的紙頁坐了一個小時，最後隻寫下“今日春遊，無特彆事”，寫完後趴在桌上哭了，不是因為難過，而是因為疲憊——一種被自己製定的規則反複鞭打的疲憊。
真正讓我意識到“不對勁”的，是大學時的一次“日記危機”。
那天我不小心把咖啡灑在了日記本上，褐色的液體暈染了半頁紙，剛好遮住了上周寫的“和室友吵架”的內容。
我盯著那片汙漬，突然像瘋了一樣衝進衛生間，用洗潔精、肥皂、甚至牙膏反複擦拭紙頁，直到紙頁被泡得發皺、字跡完全模糊，才癱坐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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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清晰地聽到心裡有個聲音在喊：“這不是你的錯，隻是一杯咖啡而已。”可另一個聲音卻更響亮：“連一本日記都保管不好，你還能做好什麼？”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在網上搜索“強迫症”的症狀，當看到“反複出現的強迫觀念，明知不必要卻無法控製”“因無法達到完美而產生強烈焦慮”時，手指在鍵盤上僵住了。
原來那些深夜的糾結、對規則的偏執、對“不完美”的恐懼，從來都不是“認真”，而是一種病。我一直以為自己在“控製日記”，到頭來卻發現，是日記裡的強迫症，反向控製了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