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伊萬諾維奇·涅朵布林斯基在普斯科夫州統計局的走廊裡已經徘徊了三個鐘頭。走廊的牆壁刷著那種隻有在沙皇時代監獄和蘇聯時代辦公樓裡才能見到的墨綠色油漆，牆皮剝落得像是患了銀屑病的皮膚。他手裡捏著一份蓋了七個章的辭職申請書——七個鮮紅的章，像七處無法愈合的傷口。
人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呢？這個問題從他三十二歲那年被基洛夫工廠裁員開始，就像普斯科夫城郊的霧氣一樣縈繞不散。現在他三十五歲，老婆跟一個賣波蘭走私貨的水手跑了，留下一個患哮喘的女兒和一間位於蘇維埃大街三號院地下室的單間。女兒每天需要用一種叫生命之息的進口噴霧，而這種噴霧在普斯科夫所有藥房的庫存加起來不會超過三瓶。
他第無數次被副科長辦公室的秘書擋了回來。那個叫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的女人，臉上有著聖像畫般的僵硬表情，她說：伊萬·伊萬諾維奇，您必須明白，生命的意義就在於這些表格的延續性。第七號表格需要第八號表格的附注，而第八號表格的生命又依賴於第九號表格的審批。這就是鏈條，這就是體係，這就是您存在的價值。
她說這話時，窗外正飄過普斯科夫克裡姆林宮的鐘聲。那鐘聲在伊萬聽來，像是給某個尚未出生就已死亡的理想致哀。
就在他準備把辭職信撕碎吞進肚子——畢竟統計局發的那種粗糙黃紙說不定比食堂的黑麵包更容易消化——時，一個穿深灰色風衣的男人撞上了他。那人風衣的領子豎得極高，幾乎遮住了整張臉，隻露出一雙灰色的眼睛，眼睛裡的顏色像是普斯科夫冬天永遠不化的凍土。
您在尋找生命的意義？那人的聲音像是從地窖裡傳出來的，帶著一股黴味和伏特加的混合氣息。
伊萬下意識地攥緊了手中的表格：我……我隻是想辭職。
辭職？灰衣人發出一聲輕笑，那笑聲讓走廊的燈泡閃爍了一下，從統計局辭職，然後加入另一個統計局。這聽起來像是一場形而上學的遷徙。
灰衣人塞給伊萬一張名片。名片是黑色的，上麵用銀色的字體印著：
普斯科夫州生命意義終極統計辦公室
主任：彆格莫特
地址：幽靈巷13號半，地下室右轉第三個棺材狀儲物櫃
名片的背麵還有一行小字：我們統計一切，除了絕望。
伊萬抬起頭時，灰衣人已經消失在走廊儘頭。消失得如此徹底，仿佛他從未存在過，隻留下一股濃重的、夾雜著濕木頭和焚香味的氣息。那是普斯科夫舊教堂做彌撒時才會有的味道。
幽靈巷13號半是一個在普斯科夫所有官方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地址。伊萬在列寧廣場問了七個路人，八個都說沒聽過這條巷子，第九個是個賣葵花籽的老太太，她眯著渾濁的眼睛說：孩子，你要找的地方，得先忘記你為什麼要找。
這話充滿了東斯拉夫式的哲學意味——要麼是無意義的廢話，要麼是終極真理。
伊萬最終在普斯科夫河邊的舊倉庫區找到了這條巷子。巷子夾在紅色十月麵包廠和一座廢棄的東正教堂之間，寬度隻夠一個瘦削的人側身通過。13號半的門是深褐色的，門把手是個銅製的骷髏頭，骷髏的眼眶裡鑲嵌著兩顆綠玻璃珠子，在暮色中閃著詭異的光。
他敲了敲門。門自動開了，發出墓穴般悠長的聲。
歡迎，伊萬·伊萬諾維奇！一個聲音從地下傳來，我們等了您三百一十四萬七千六百秒了。
伊萬走下十九級濕漉漉的石階。地下室比想象中寬敞，像是個改裝過的防空洞。幾十張辦公桌排成完美的矩陣，每張桌上都堆著小山般的表格。熒光燈管發出嗡嗡的電流聲，像是成百上千隻蒼蠅在集體誦經。
一個體型肥胖、穿著條紋西裝的男人坐在最大的辦公桌後。他的臉像個月球，布滿了坑坑窪窪的痕跡，但眼睛卻異常明亮，像是能看穿所有表格背後的虛無。
我是彆格莫特，胖子站起身，肚子上的贅肉顫抖著，這裡的主任，也是您的新上司。您從今天起就是本辦公室的第七號統計員了。
可是……我還沒有答應應聘。
應聘？彆格莫特哈哈大笑，嘴裡的金牙閃著俗麗的光，親愛的伊萬·伊萬諾維奇，您難道沒發現嗎？從您在三樓走廊裡問出人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那一刻起，您就已經被錄取了。這個問題是我們的唯一招聘標準。
伊萬感到一陣眩暈。他想起了那個灰衣人，想起了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聖像般的臉，想起了女兒喘息時胸口發出的哨音。
那麼，我具體要統計什麼？他問。
生命意義指數，彆格莫特從桌上拿起一份表格，每個普斯科夫市民，從在諾夫哥羅德大街菜市場買酸黃瓜的老太太，到在基洛夫工廠車間裡擰螺絲的工人，他們每個人都在不斷地產生生命意義數據。這些數據如同普斯科夫河裡的鯰魚，看不見，但確實存在。您的任務，就是把這些數據捕撈上來，填進表格，然後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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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遞給伊萬一份樣本表格。表頭寫著：
普斯科夫市民第8472號生命意義動態統計表
下麵密密麻麻的欄目包括：今日呼吸次數對他人微笑的真誠度夢境中飛翔高度對永恒的理解偏差值晚餐時土豆泥的分配正義指數……
這些數據……如何采集？伊萬覺得自己的聲音在發抖。
這就是我們工作的精妙之處了，彆格莫特神秘地眨眨眼，您不需要去問他們，不需要去測量。您隻需要填寫。填寫的數字越精確，它們在統計意義上就越真實。這是統計學最高的真理——數據創造現實。
伊萬想起了在州統計局的日子。那裡的科長也曾說過類似的話：計劃數字不是預測，而是命令。數字下達了，現實就必須跟上。
工資是多少？他問出了最後一個，也是最實際的問題。
彆格莫特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盧布？
五千。
五千？伊萬幾乎要跳起來，這相當於他在州統計局工資的五倍。
五千，而且是金幣。彆格莫特從抽屜裡摸出一枚金幣，在桌上旋轉起來。金幣上的雙頭鷹圖案逐漸變成了兩個糾纏在一起的人類，一個指著天，一個指著地。但是有一個條件——您必須完全投入工作，不能質疑表格的真實性。否則……
他沒說下去，隻是用胖乎乎的手指了指地下室角落。那裡有七個文件櫃，櫃門緊閉，但從縫隙裡滲出一種暗紅色的液體，散發著鐵鏽和腐草的氣息。
那裡鎖著前七任統計員的質疑，彆格莫特輕聲說，他們質疑得太多，最後就變成了表格的一部分。
伊萬·伊萬諾維奇·涅朵布林斯基第一天上班統計的是一位名叫安娜·彼得羅夫娜·斯維特洛娃的寡婦。表格上顯示她五十八歲，住在諾夫哥羅德大街二十七號院，靠每月二百三十盧布的撫恤金生活，主要食物是黑麵包和自己醃的蘑菇。
根據彆格莫特提供的生命意義指數參考手冊，伊萬需要在今日絕望值一欄填寫一個0到100之間的數字。手冊上寫著：絕望值並非恒定，它與昨日麵包的硬度、鄰居的腳步聲、窗外烏鴉的數量呈正相關。
伊萬想起了自己的母親。她也是寡婦，也住在類似的大院裡，也醃蘑菇。去年冬天她滑倒在結冰的院子裡，因為沒有鄰居聽見，在雪地裡躺了三個小時。第二天早上被發現時，她手裡還攥著要給孫女買的生命之息噴霧的空瓶子。
他在表格上填下了絕望值：89。
接下來的反抗指數一欄，手冊注明：反抗指數與絕望值呈負相關，但非線性關係。當絕望值超過85時，反抗指數可能出現反常升高，這被稱為普斯科夫式憤怒
伊萬填下了反抗指數：12。
他花了六個小時完成了安娜·彼得羅夫娜一天的統計。表格共有127項數據，當他在最後一欄今日生命意義盈餘47.3時，台燈突然閃爍了一下，地下室的熒光燈齊刷刷地黯淡了一瞬。
很好，彆格莫特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了他身後，您的數據很準確。安娜·彼得羅夫娜今天確實在諾夫哥羅德菜市場詛咒了十七次命運，其中有三次用到了，十一次用到了，還有三次隻是含糊的嘟囔。您的統計與我們的暗探報告完全吻合。
暗探？伊萬一驚。
哦，彆說得那麼難聽，彆格莫特擺擺手，我們隻是在統計。統計需要數據源，就像伏特加需要土豆。我們有一些……合作夥伴。他們無處不在，但又什麼都不是。就像生命的意義一樣。
伊萬感到一陣寒意。他想起了基洛夫工廠的車間主任，那個人也說過類似的話：工人不需要思考，隻需要數據。思考是科長的事，數據是工人的事。
接下來的一個月，伊萬統計了二百一十七名普斯科夫市民。他學會了如何快速判斷一個人的存在合理值，如何計算靈魂折舊率，如何評估明天是否會更好的概率指數。他發現，整個地下辦公室就像一個巨大的永動機，把活生生的痛苦和掙紮壓縮成一行行冰冷的數字。
最讓他不安的是，這些數據似乎真的能影響現實。
他統計過一個叫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的文學青年——沒錯，他的父母崇拜那位作家到了如此地步。費奧多爾在文學才華實現概率一欄被伊萬填上了0.03，三天後，伊萬在普斯科夫河邊的舊書攤上看到他醉醺醺地兜售自己的詩集，一塊錢三本，買一本還送一根火柴。
我的才華死了，費奧多爾認出了伊萬，它死於某個統計員的筆。我知道，我感覺得到，那天早上我起床時，詞語不再在我腦子裡跳舞了。它們變成了數字，該死的數字！
伊萬想解釋，但彆格莫特的規定像鐵錨一樣鎖住了他的舌頭。他隻能看著那個年輕人把最後一本詩集扔進普斯科夫河，水花濺起來，像一聲聽不見的呐喊。
轉折發生在統計第七千三百二十九個對象時。
那是一個七歲的男孩，名叫薩沙，住在普斯科夫郊外的科羅廖沃村。表格上顯示他的父親在諾夫哥羅德拖拉機廠工作，母親在幼兒園當清潔工。薩沙的未來希望值一欄，按照手冊規定，應該根據父親工資穩定性母親疲憊指數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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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伊萬看到了附注裡的手寫補充：薩沙夢想成為普斯科夫第一個飛到太陽的人。他用硬紙板做了翅膀，從穀倉頂上跳下來，摔斷了兩根肋骨。
伊萬的手顫抖了。女兒也曾說過類似的話，她說爸爸，我長大了要當宇航員，那樣我就不會哮喘了，太空裡沒有灰塵。
他在未來希望值一欄填下了100。
然後迅速塗掉，改成了手冊要求的7.8。
但那個100像是用燒紅的烙鐵印在他視網膜上。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沒有按時交表格。他走在普斯科夫夜晚的街道上，路過聖三一教堂，教堂的圓頂在月光下泛著銀光，像一滴凝固的眼淚。
一個穿黑袍的老修士坐在教堂台階上，正在用一根骨針縫補自己的袍子。
施主，你心中有魔鬼，修士頭也不抬地說，魔鬼的名字叫為什麼
伊萬愣住了。在羅刹國，東正教的修士們總這樣說一些模棱兩可的預言。
神父，如果我的筆能決定一個人的夢想是生是死，那我是誰？上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