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紅色的安全燈在狹小空間裡搖曳，將石雲天的身影投在牆上，拉得很長。
他獨自一人待在照相館的暗房內，門已反鎖，工作台上攤開著從“防疫給水部”帶出的底片。
空氣中彌漫著醋酸和顯影液的刺鼻氣味，他卻渾然不覺，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些可能決定無數人命運的證據上。
每一張底片都像是一扇通往地獄的窗口。
石雲天熟練地將它們浸入顯影液，用竹夾輕輕撥動。
影像逐漸浮現，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緊。
一張張照片顯示著實驗室內的恐怖場景，穿著白大褂的人員正在對活人進行實驗，受害者扭曲的麵容、特殊的禁錮裝置、標有日文“特殊處理”字樣的容器……這些底片無聲地記錄著1644部隊反人類的罪行。
石雲天想起自己曾在後世讀過的伯力審判記錄。
1949年12月，蘇聯在哈巴羅夫斯克對日本關東軍731部隊和100部隊的戰犯進行了審判，這是曆史上第一次對細菌戰犯罪的公開審判。
而如今，他手中的這些底片，正是同樣性質的罪證。
“必須讓這些證據像伯力審判那樣公之於眾。”石雲天喃喃自語。
他清楚地知道，原本的曆史中，美國為獲得日本細菌戰研究成果，采取了免究石井四郎等細菌戰犯責任的方針。
而這一次，他絕不會讓曆史重演。
底片中有一組連續畫麵格外令人震驚，它記錄了一個健康中國平民被強製感染鼠疫杆菌後的全過程，從最初的健康狀態到最後的痛苦死亡，每一天的變化都被細致地記錄下來，仿佛在記錄一個實驗數據。
石雲天的胃部一陣翻湧，怒火在胸腔中燃燒。
在憤怒之餘，石雲天保持著冷靜的頭腦。
他深知，要讓這些證據在國際上具有說服力，必須采用科學嚴謹的方法進行整理。
他回憶起自己學過的檔案管理知識，開始對底片進行係統分類。
首先按內容將底片分為幾大類，活體實驗記錄、細菌培養過程、野外試驗場景、部隊人員合影等。
每一類又按時間順序排列。
他用特製的鉛筆在底片邊緣輕輕編號，並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索引係統。
“人在底片在，人與底片共存亡。”石雲天想起這句話。
這曾是抗戰時期晉察冀畫報社資料員顧棣的誓言。
如今，這句誓言也成為他的座右銘。
突然，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石雲天迅速將底片藏入暗格，打開門，看見錢貴焦急的臉。
“小山子，田中少佐突然來了，說要檢查最近所有的底片！”錢貴的聲音帶著恐慌，“他帶了好幾個人，正在前廳等著。”
石雲天心頭一緊，但表麵保持平靜：“老板，我這就去準備。”
他意識到，這可能是田中健二的試探。
回到暗房，他快速思考對策。
最終，他決定準備兩組底片，一組是無關緊要的日常照片，另一組則是經過修改的“防疫給水部”宣傳照，隱去了最關鍵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