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詩歌的璀璨星河中，元稹如一顆兼具鋒芒與溫潤的星辰。他的詩既有“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深情決絕，也有“田家衣食無厚薄”的民生關懷；他的人生既經曆過朝堂的風刀霜劍，也沐浴過巴蜀的煙雨晴嵐。兩次入蜀的經曆，尤其是在通州今四川達州）的困頓歲月，不僅重塑了他的詩風，更讓他與這片土地結下了跨越千年的羈絆。如今，當達州人在正月初九登上鳳凰山，當戛雲亭的風拂過新刻的詩碑，我們仍能聽見這位詩人與巴蜀的對話——那是苦難中的堅守，是詩文中的慈悲，是民俗裡的傳承，亦是與知己的浪漫回響。
一、元稹生平：在宦海與詩壇間行走的孤臣
元稹779—831）的一生，是中唐文人“達則兼濟”與“窮則獨善”的典型縮影。他出身北魏宗室鮮卑拓跋氏後裔，卻自幼飽嘗寒門之苦。八歲那年，父親元寬病逝，母親鄭氏帶著他與三個弟弟寄居於鳳翔舅舅家。這位“賢而文”的母親，用“親授書傳”的方式為子女開蒙，在“夜課於深室之內，晝課於素屏之前”的嚴苛教養中，元稹九歲便能“屬文”，十五歲以明經科及第，成為唐代科舉史上最年輕的及第者之一。
青年時期的元稹，懷揣著“致君堯舜”的理想踏入仕途。貞元十九年803年），他與白居易同登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二人自此結為終生摯友，“始相知於長安，攜手於洛陽，唱和於江湖”。元和元年806年），元稹應製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以第一名的成績授右拾遺，正式踏入朝堂。彼時的他，鋒芒畢露，在《論教本書》《論諫職表》等奏疏中直言不諱，彈劾貪腐、指陳時弊，甚至當麵指責憲宗“陛下往年勵精求治，今則稍怠”，其剛烈性格可見一斑。
然而，直言敢諫的代價是頻繁的貶謫。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彈劾河南尹房式，遭權貴構陷，貶為江陵士曹參軍；元和十年815年），他因支持裴度討伐淮西藩鎮，被政敵以“結交宦官”為由彈劾，貶為通州司馬；長慶二年822年），他雖一度拜相，卻因卷入黨爭，僅三個月便被罷相，外放同州刺史、越州刺史……半生的宦海浮沉，讓他從“殿前直諫”的憤青，蛻變為“漸知世事皆虛幻”的智者，而這種蛻變，在巴蜀的煙雨中尤為顯著。
在文學領域，元稹的成就與他的仕途一樣跌宕而耀眼。他與白居易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力求用詩歌反映民生疾苦。《田家詞》中“六十年來兵簇簇，月月食糧車轆轆”，以農民的口吻控訴戰亂之苦；《織婦詞》裡“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揭露了宮廷苛政對民間的壓榨。這些詩作語言通俗如話，卻字字泣血，被譽為“詩史”。
而他的愛情詩與悼亡詩，則展現了鐵骨之外的柔情。妻子韋叢去世後，他寫下《遣悲懷三首》，“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一句，道儘患難夫妻的生死深情；《離思五首》中“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更是以滄海巫山喻亡妻，成為中國愛情詩的巔峰之作。此外，他的傳奇《鶯鶯傳》以細膩筆觸描繪張生和崔鶯鶯的愛情悲劇，為元代王實甫《西廂記》提供了藍本，可見其文學創造力的多元。
這位集鬥士、詩人、情人於一身的文人，注定要與巴山蜀水相遇。當他第一次踏上蜀道，當他在通州的茅屋裡病中驚坐，當他在錦江畔與薛濤唱和，命運早已為他與這片土地寫下了不解之緣。
二、初入東川：梓州的監察禦史與詩酒風流
元和四年809年）春，31歲的元稹以監察禦史身份出使劍南東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這是他與巴蜀的第一次相遇。此行的官方任務是查辦前東川節度使嚴礪的貪腐案，而這場看似普通的公務，卻成了他人生與詩風的重要轉折點，更讓他邂逅了與薛濤的一段詩壇佳話。
1.蜀道上的風霜與詩行
從長安到梓州，元稹走的是“駱穀道”——這條穿越秦嶺的古道，以險峻著稱，“七盤九折，猿啼鳥怨”。他在《使東川》組詩中詳細記錄了這段旅程：行至駱穀時，恰逢春雨連綿，“棧雲欄月愁忙殺，明日騎驢複西去”，道儘旅途的奔波；過青山驛時，見壁上前人題詩，“郵亭壁上數行字，崔李題名王白詩”，頓生“人生何處不相逢”的時空之歎；抵褒城時，正值花期，“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借賞花醉酒排遣羈旅的孤寂。
這些詩作不同於他早年的諷喻詩，少了鋒芒，多了對自然與人生的細膩感悟。在《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館，夜對桐花，寄樂天》中，他寫道：“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怨澹不勝情，低回拂簾幕。葉新陰影細，露重枝條弱。夜久春恨多，風清暗香薄。”月光、桐花、夜風，在他筆下交織成一片朦朧的愁緒，這種“以景寓情”的筆法，正是蜀地煙雨對他詩風的最初浸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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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梓州的鐵麵禦史與民生情懷
抵達梓州後，元稹迅速投入查案工作。嚴礪在任期間，曾借“討伐劉辟叛亂”之名，大肆掠奪瀘州、合州等地百姓的田宅，甚至擅自增加賦稅，“沒入百姓產業八十餘戶，稅外加征錢帛數十萬”。當地百姓敢怒不敢言，直到元稹到來，才看到希望。
這位年輕的監察禦史展現了驚人的魄力與細致：他逐一核查嚴礪的卷宗，傳喚涉案百姓與官吏對質，甚至親自前往被掠奪的田宅實地勘察。在《彈奏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狀》中，他詳細列舉了嚴礪的12條罪狀，包括“擅收沒百姓田宅”“稅外加征”等，字字確鑿。最終，朝廷下令為88戶百姓平反，歸還田宅，嚴礪雖已病逝，其下屬也均被追責。此事過後，“東川百姓歌舞於道，呼元稹為‘元青天’”。
查案之餘，元稹深入了解蜀地民生。他在《估客樂》中記錄了梓州商人的生活：“估客無住著，有利身則行。出門求火伴，入戶辭父兄。”通過商人的視角，展現了蜀地商業的繁榮與百姓的生存哲學。他還走訪鄉村，見農民“終歲服勞役，不得避炎涼”，寫下《農父》一詩：“農父冤辛苦，向我述其情。難將一人農，可備十人征。”這種對底層的關懷，為他後來在通州的作為埋下伏筆。
3.與薛濤的詩壇邂逅：錦江畔的浪漫回響
在梓州，元稹與蜀中才女薛濤的相遇，成為一段流傳千古的詩壇佳話。薛濤出身官宦之家，自幼隨父入蜀，後因父亡淪為樂伎，卻以詩名動一時，與韋皋、武元衡等蜀地官員多有唱和，人稱“女校書”。
元稹早聞薛濤詩名，抵達梓州後便主動邀約。二人在錦江邊上的浣花溪畔相見，薛濤以《池上雙鳥》相贈：“雙棲綠池上，朝暮共飛還。更憶將雛日，同心蓮葉間。”詩中以雙鳥喻知己，含蓄表達了傾慕之情。元稹則回贈《贈薛濤》：“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個個公卿欲夢刀。彆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將薛濤與卓文君並提，讚其才思敏捷、文章華美。
此後的數月裡，二人時常在梓州的亭台樓閣間唱和。薛濤的詩清麗婉約，如《送友人》：“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言千裡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元稹的詩則豪放深情，以《寄贈薛濤》回應：“彆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他們的唱和之作，既有對時局的感慨，也有對彼此才華的欣賞，更有一絲朦朧的情愫在字裡行間流淌。
薛濤曾特製“薛濤箋”相贈——這種以芙蓉花汁染成的桃紅色小箋，小巧雅致，正適合書寫短詩。元稹收到後，在箋上寫下“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足見珍視。這段情緣雖因元稹離蜀而終，卻為蜀地詩壇留下了許多動人的詩篇，成為錦江畔一道永不褪色的浪漫風景。
元和四年809年）冬，元稹完成使命離蜀，他在《東川彆舍弟樓》中寫道：“階前春色濃於酒，牖外秋聲碎似珠。今夕秦天一雁過，去年蜀地百花開。”字裡行間，已流露對蜀地的眷戀，更藏著對這段詩酒情緣的不舍。他不會想到，五年後，他將再次踏上這片土地，且是以一種更為困頓的方式。
三、再貶通州：達州的困頓歲月與生命覺醒
元和十年815年），元稹因卷入“王叔文集團”餘黨案，被貶為通州司馬，這是他第二次入蜀，也是他人生中最艱難的歲月。通州今四川達州）地處川東，在唐代屬偏遠之地，“地多瘴氣，民少讀書，俗尚巫鬼”，而正是這片土地，讓他完成了從“憤青禦史”到“智者詩人”的蛻變。
1.赴任途中的絕望與堅守
從長安到通州，路程比赴梓州更遠，且多為荒僻之地。元稹出發時便身患疾病，“病驄猶向瘴江行”，一路顛沛流離。他在《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中描述：“蠻地無霜雪，逐臣稀物役。唯恐遠歸來，表是身非實。”可見其內心的絕望。
行至青山驛時，他想起五年前出使東川時曾在此停留，物是人非，感慨萬千，寫下《青山廟》：“惆悵青山路，煙霞老此人。隻應鬆自立，而不與君春。”詩中的“青山”既是實景，也是他對命運的隱喻——即便身處絕境，也要如青鬆般自立。
六月，元稹終於抵達通州，迎接他的不是官舍，而是“荒祠古柏”。他在《敘詩寄樂天書》中寫道：“通之地，濕瘴卑褊，人士稀少，近荒雜獠。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初到之時，他隻能借居在州河對岸的開元寺，“僧房破落，四麵通風”，夜晚聽著“獠人”的歌聲，思鄉之情難以抑製。
更讓他痛苦的是疾病。通州的濕熱氣候讓他患上瘧疾，“一臥十餘日，頭眩不能起”，甚至一度瀕臨死亡。他在《彆李十一》中寫道：“聞道陰平郡，翛然古戍情。戍迥山形斷，河窮地勢縈。煙霞潘嶽鬢，林壑謝公情。今日龍鐘人共棄，愧君猶遣慎風波。”字裡行間滿是病中的淒涼。但正是這場大病，讓他開始反思人生：“病中知世事，身外即浮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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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戛雲亭上的精神突圍
在通州的第三年，元稹的生活稍有安定。他在州河南岸的青愛山今翠屏山）選址，親自督導工匠修建了一座茅屋，取名“戛雲亭”。“戛雲”二字，取自“戛然獨立於雲端”之意，既是對亭子地勢的描述，也暗含著他的精神追求——即便身處蠻荒之地，也要保持人格的獨立。
戛雲亭雖簡陋，卻是元稹觀察通州、思考人生的“精神高地”。他常在此登高遠眺，俯瞰州河如帶，遠眺大巴山如黛，寫下《戛雲亭》一詩：“危亭絕頂四無鄰，見儘三千世界春。但有浮雲橫碧落，更無幽恨到黃塵。”詩中沒有貶謫的怨懟，隻有對天地廣闊的感悟，這種“超越苦難”的心境，與他早年的憤懣形成鮮明對比。
在戛雲亭，他還完成了《連昌宮詞》這篇長篇敘事詩。詩中借連昌宮的興廢，回顧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的興衰，“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通過今昔對比，反思安史之亂的教訓。這種“以史為鑒”的視角，正是他在通州沉澱後的思想升華。
除了作詩，元稹還在戛雲亭接待來訪的友人。當地學子聽說這位“京城來的詩人”博學多才，常來請教，他總是耐心講解，甚至捐出自己微薄的俸祿，為學子購置書籍。有一次，一位老秀才來請教《詩經》，他與之談至深夜，臨彆時贈詩：“衰容不稱君，清風滿敝廬。”這種與百姓的親近，讓他逐漸融入通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