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的煙，是長在時光裡的樹。那些紅的、藍的、印著山川草木的煙盒，曾是街頭巷尾最尋常的風景，如今卻像落儘的葉子，藏在記憶的泥土裡。但隻要有人輕輕翻動，就能聞到當年的香——那是茶館的茉莉香，田埂的泥土香，碼頭的江風香，混著煙絲的醇厚，在歲月裡釀成了酒，抿一口，全是巴蜀的滋味。
一、飛雁折翅時，廠礦的灰藍記憶
飛雁牌的煙盒，是川東廠礦裡抹不去的灰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達州的紡織廠、南充的機械廠，工人師傅們的工裝口袋裡，十有八九揣著這抹藍。煙盒上的飛雁展開翅膀，翅膀尖沾著點白，像剛掠過嘉陵江的水麵，樸素得像車間裡的扳手。
爺爺是紡織廠的老機修工，他的工具箱裡總壓著幾疊飛雁煙盒，邊角磨得發毛，有的還沾著機油。“這紙厚實，比牛皮紙還經用。”他用煙盒墊螺絲、包鐵釘，甚至給我折過紙船，船身印著“飛雁”二字，放在廠區的池塘裡，能漂一下午。
那時候，工人之間遞煙，遞的是飛雁才叫“不見外”。歇工鈴一響，車間門口的梧桐樹下就聚起一群人。穿藍色工裝的師傅們掏出煙盒，“啪”地彈出一支，煙在粗糙的掌心裡滾半圈，再遞給旁邊的徒弟。徒弟雙手接過，用火柴“擦”地引燃，嗆得咳嗽，師傅就笑：“慢點抽，這煙性子烈，像川東的太陽。”煙圈混著機器的轟鳴，把八小時的疲憊都圈了進去，散在風裡。
父親追母親時，就靠飛雁壯過膽。1985年的電影院門口，他攥著半包飛雁，手心的汗把煙盒浸得發皺。母親和女伴走來，他鼓足勇氣遞上一支，煙在顫抖的指間晃，話沒說幾句，臉比煙蒂還紅。母親後來總笑他：“當年就看上你那支煙的誠意了——煙盒都捏變形了，還舍不得扔。”
飛雁的消失，像一場慢慢停擺的鐘。90年代初，廠裡開始出現帶過濾嘴的香煙，煙盒上印著高樓大廈，年輕人說“飛雁太土，沒過濾嘴嗆得慌”。爺爺卻照舊買，直到有天供銷社的櫃員說“進不到貨了”，他才愣在原地，手裡的空煙盒捏成了團。
最後一次見飛雁煙盒，是在廢品站的紙堆裡。那隻飛雁的翅膀被撕了個口子，再也飛不起來。爺爺撿回來，用膠帶粘好，夾在他的工具手冊裡，“留著，看個念想”。如今那本手冊還在，飛雁的翅膀卻早已脆得一碰就碎，像被風吹散的棉絮。陽光透過紙頁，能看見煙盒背麵模糊的字跡：“四川卷煙廠出品”，那行字，比爺爺眼角的皺紋還要淺了。
二、紅芙蓉謝了，喜宴上的那抹豔
紅芙蓉的煙盒，是巴蜀喜宴上最紮眼的一抹紅。煙盒上的芙蓉花層層疊疊，花瓣邊緣描著金，像剛從錦江裡撈出來的，帶著水汽的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川南鄉下，誰家辦喜事，桌上沒擺紅芙蓉，都不好意思請賓客。
奶奶說，1973年她嫁爺爺時，陪嫁的木箱裡就躺著兩條紅芙蓉。那時候物資緊俏，爺爺托人在縣城供銷社排隊才買到，煙盒用紅繩捆著，像兩封滾燙的情書。拜堂時，爺爺給長輩遞煙，煙盒在手裡轉得飛快，紅得像團火。有長輩接過煙，夾在耳後，說“沾沾喜氣”；孩子們則盯著煙盒，等宴席散了，搶著要去折成小船，在院子的水溝裡漂，船尾拖出的水痕，像芙蓉花的影子。
紅芙蓉的煙絲裡，混著點說不出的甜。老人們說，那是加了瀘州的桂花，抽起來不嗆，連不抽煙的姑娘都能夾在指間把玩。我表姐的嫁妝盒裡，至今壓著個紅芙蓉煙盒，是她十歲時在姑姑婚禮上搶的。“當時覺得這花比新娘的頭花還好看，”她摸著煙盒上磨平的花瓣，“後來才知道，那煙盒被姑姑的婆婆壓在箱底三年，就等辦喜事時用。”
鄉下的喜宴上，煙盒還有妙用。賬房先生用煙盒記禮單，紅底黑字格外清楚；孩子們把煙盒疊成“三角板”，在曬穀場上拍得“啪啪”響；新媳婦給長輩敬煙，煙盒要雙手捧著，長輩接過煙，會往煙盒裡塞個紅包，“這叫煙盒藏福”。
紅芙蓉的謝幕，像一場慢慢暗下去的燈。記不清是哪年春節，去內江鄉下拜年，發現喜宴上的紅芙蓉換成了印著龍鳳的香煙。問堂叔，他叼著煙說：“現在時興帶爆珠的，年輕人嫌紅芙蓉老氣，說煙盒上的花像年畫。”宴席散後，我在灶房角落看見個被踩扁的紅芙蓉煙盒，芙蓉花的金粉掉了大半，像褪了色的春聯。
去年在成都送仙橋舊貨市場，見著個紅芙蓉煙標，攤主用玻璃框裝著，標著“80年代藏品”。我摸了摸那褪色的紅，紙頁薄得像蟬翼，邊緣卷著毛邊，像觸到了奶奶鬢角的霜——當年的鮮亮，終究抵不過時光的磨洗。但奶奶說，她總在夢裡聞到紅芙蓉的香，那香味裡，有鞭炮的硝煙，有新被褥的皂角味，還有她年輕時，爺爺遞煙時發燙的指尖。
三、工字牌的鏽，工地上的鐵骨
工字牌的煙盒，是巴蜀工地上的“鐵勳章”。煙盒上的“工”字方方正正，黑得發亮，像用鏨子刻在鐵板上的，透著股硬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重慶、攀枝花，工地上的男人，兜裡要是沒包工字牌，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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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1982年進的建築隊，在攀枝花修鋼廠時，兜裡揣的永遠是工字牌。他說，那時候的工人認死理：“工字牌，工人的牌，抽著踏實。”煙盒是軟紙的，邊角總被汗水浸得發皺，卻被手心的溫度焐得平整。下工後，幾個人蹲在腳手架下，煙在指間傳，一口煙一口粗茶，煙絲燃著的“滋滋”聲，比水泥攪拌機還動聽。
有次父親發高燒，師傅從懷裡掏出支工字牌，煙盒都被體溫焐軟了。“抽口，發發汗就好了。”師傅說。煙味嗆得父親眼淚直流，咳嗽聲震得工棚的木板響，病竟真的好了大半。後來那師傅退休，父親特意托人買了兩條工字牌送他，兩人坐在拆下來的腳手架上，對著煙盒喝了一下午酒，說的都是哪個橋墩難打，哪個大梁難架，煙蒂扔了一地，像撒了把釘子。
工字牌的煙絲，是用什邡的好葉子做的。老煙民一抽就知道：“葉片寬，烤得透，煙灰白得像雪。”父親說，那時候的煙廠就在什邡，煙絲都是工人用竹篩子篩過的，連碎末都少見。有年煙廠的人來工地調研，父親還提過建議：“把‘工’字再刻深點，顯得有力量。”
工字牌的退場，像老建築的拆除。90年代末，工地上的煙越來越花哨，過濾嘴越來越長，煙盒上印著明星和跑車。年輕工人說：“工字牌太糙，拿不出手。”父親整理舊物時，翻出個鐵皮煙盒，裡麵還剩半包發黃的工字煙，煙絲硬得像枯草。他捏起一支，對著光看了很久，“這煙絲，當年能看見葉脈”。
煙早抽不了了，但那“工”字，像枚生了鏽的勳章，彆在歲月的衣襟上。去年父親去攀枝花參加廠慶，遇見當年的師傅，師傅從兜裡掏出個塑封的工字煙盒，“一直留著，看見它，就想起你們這幫小子搶煙抽的樣”。兩個老頭對著煙盒笑，眼角的皺紋裡，還藏著當年工地上的風。
四、山城的霧散了，碼頭邊的剪影
山城牌的煙盒上，永遠印著解放碑的剪影。碑身尖尖的，直插煙盒頂端，周圍繞著幾縷灰霧，像重慶碼頭的晨霧，朦朧得恰到好處。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重慶，這抹剪影是街頭巷尾的“城標”——挑夫的扁擔上掛著，老板的抽屜裡躺著，甚至公交車的扶手上，都能看見有人夾著支山城煙，煙盒邊角被摩挲得發亮。
外公是朝天門碼頭的“棒棒”，他的竹筐柄上總纏著圈繩子，繩子上掛著個鐵皮煙盒，裡麵裝的永遠是山城牌。“抽口山城，才算回了家。”他說。煙盒上的解放碑，被他的拇指磨得有些模糊，碑底的“重慶”二字卻依舊清晰，像刻在心裡的坐標。
90年代的碼頭邊，最熱鬨的是歇腳的挑夫。竹筐往地上一放，掏出山城煙盒，“啪”地彈出一支，煙在指間轉半圈，再分給旁邊的夥計。“抽起，抽起。”煙點燃了，煙霧混著江風，把號子聲都染得有了味道。有次我跟著外公去碼頭，見個老纖夫，煙袋裡裝的就是山城煙絲，他說：“這煙勁大，拉纖時抽一口，能多走三裡路。”煙鍋的火星在江風裡一閃一閃，煙盒上的解放碑，在煙霧裡若隱若現，像個沉默的守望者，看著江水東流，看著人來人往。
山城煙的味道，帶著碼頭的潑辣。老煙民說：“一口下去，像喝了口老重慶的沱茶，先苦後甘，後勁足。”生意人談買賣，遞上一包山城，是“實在”的意思；朋友見麵，掏出山城分一支，是“不見外”的證明。有次外公幫個老板挑貨，老板遞給他一包帶過濾嘴的好煙，他擺擺手，從兜裡掏出山城：“我這煙，比你的經抽。”老板後來成了他的老主顧，說“就衝你這煙，信得過”。
山城的霧散得悄無聲息。2000年後，過江隧道通了，碼頭的挑夫少了，解放碑周圍的高樓越來越多，煙盒上的剪影漸漸跟不上城市的模樣。去年去重慶，在較場口的老茶館裡問老板有沒有山城煙，老板笑著搖頭：“現在年輕人都抽細支的了，嫌山城太烈，說抽著像吞辣椒。”
外公的鐵皮煙盒還在，放在他的床頭櫃上，裡麵裝著老花鏡。他說：“城還在，煙沒了，但抽過山城的人，心裡都揣著座解放碑。”霧散了，碑還在；煙沒了，記憶還在——就像嘉陵江的水，不管流到哪裡，都帶著碼頭的味道。
五、九寨溝的花謝了，旅人的明信片
九寨溝香煙的煙盒，曾是川西北最靚的“明信片”。煙盒上的五花海藍得發脆，疊溪海子的綠淌得像汁，諾日朗瀑布的白練從煙盒頂端垂下來，濺起的水花仿佛能打濕指尖。2000年初去九寨溝旅遊，導遊總會指著貨架上的煙盒說：“帶兩條，比明信片實在，煙抽完了，盒還能當畫看。”
母親2003年去九寨溝時，就帶了四條。煙盒在親友手裡傳，“這是五花海”“那是長海”，沒去過的人對著煙盒就能想象仙境的模樣。鄰居王大爺收到一盒，舍不得抽，把煙盒拆開，用漿糊貼在客廳的牆上，“就當掛了幅畫”。畫的右下角，印著行小字：“四川·阿壩”，像畫家的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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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溝的煙絲裡，混著點鬆針的清苦。煙廠的人說，那是加了黃龍的高山草甸的氣息，抽起來有“仙氣”。我小時候寫作文《我的家鄉》，還照著煙盒上的圖案，用蠟筆描過一幅九寨溝的畫，藍的海、綠的樹、白的瀑布，老師在評語裡寫：“畫得像真的一樣。”其實我從沒去過，全靠煙盒上的色彩撐著膽子想象。
煙盒還藏著旅人的心事。有次在鬆潘古城的客棧，見個背包客在煙盒背麵寫日記，字跡被高原的風吹得發飄：“2005年7月，在五花海遇見穿紅裙的姑娘，她的笑比煙盒上的海還藍。”煙盒後來被他夾在遊記裡，成了最鮮活的注腳。
九寨溝煙的退場，像一場慢慢褪色的夢。後來旅遊市場的伴手禮越來越多樣，犛牛肉、藏茶、唐卡成了新寵，煙漸漸被擠到了貨架角落。2010年再去九寨溝，商店老板說：“現在遊客不愛帶煙了，說不健康，都買青稞餅。”
前陣子整理書櫃，翻出母親當年帶回來的煙盒，五花海的藍已經發灰，像被歲月蒙上了一層紗。想起當年對著煙盒憧憬遠方的自己，忽然明白，消失的不隻是煙，還有那個拿著煙盒就能想象世界的年紀——那時的美好，簡單得像煙盒上的畫，藍是藍，綠是綠，白是白，沒那麼多彎彎繞。
六、攀西的陽光落了，礦山裡的烈
攀西牌的煙，帶著川西南河穀的烈陽味。煙盒上的攀枝花紅得像團火，花瓣邊緣泛著金，花底下印著行黑字：“涼山·攀枝花”，字的筆畫裡都透著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攀西地區，這抹紅是礦山、河穀、彝家村寨裡最硬的“通貨”。
表哥是攀枝花礦山的老礦工，他說：“在井下，攀西就是‘強心針’。”下井前抽一支，“壯膽”；升井後抽一支，“壓驚”。礦工們的煙盒，邊角總帶著煤渣的黑，卻被手心的汗浸得發亮，像裹著層釉。煙盒裡的煙絲，粗得像麻繩，卻金黃發亮，“那是用金沙江畔的煙葉做的，曬足了180天太陽”。
礦山的宿舍裡，煙盒是“社交貨幣”。新來的礦工遞上攀西，老工人接了，才算“認了你”；誰家裡有事，大家湊錢買幾條攀西當禮，“比送酒實在”；連彝族的小夥子追姑娘，都會在煙盒裡塞朵索瑪花，“煙是烈的，花是柔的，姑娘才喜歡”。
有次礦裡出了點小事故，表哥和工友們被困在井下兩小時。黑暗裡，他摸出最後一支攀西，煙盒“啪”地彈開，火光在十幾雙眼睛裡跳。煙在粗糙的指間傳，一口煙一口粗氣，煙絲燃儘時，救援的燈光也照了進來。“那煙味，比啥都提神，”表哥說這話時，指節在煙盒上敲了敲，像在敲當年的礦燈，“後來才知道，每個人都留了最後一支，想給彆人壯膽。”
攀西的陽光，終究沒能曬過時代的風。2015年表哥退休時，礦山裡的年輕礦工已經愛抽帶薄荷味的細支煙，他們捏著攀西的煙盒皺眉：“這煙太烈，嗆得慌，像喝二鍋頭。”表哥沒說話，把自己攢的二十多個攀西煙盒捆成一摞，放在宿舍的窗台上，煙盒上的攀枝花，紅得依舊紮眼，像在跟歲月較勁。
去年回老家，見表哥在整理老照片，相冊的最後一頁，夾著個塑封的攀西煙盒。他指著煙盒上的攀枝花說：“這花，學名叫木棉，在我們礦山，開得比誰都潑辣。這煙裡，有金沙江的水，有大涼山的風，還有我們這些老礦工的汗。”
巴蜀的煙盒，是時光的琥珀。飛雁的灰藍、紅芙蓉的豔、工字牌的硬、山城的霧、九寨溝的仙、攀西的烈，都被封在薄薄的紙頁裡，藏著一代人的笑淚。它們或許不再出現在街頭巷尾，卻在記憶裡生了根——爺爺工具箱裡的煙盒紙船，奶奶嫁妝裡的紅芙蓉影子，父親工地上的“工”字勳章，外公碼頭邊的解放碑剪影……
這些消失的煙，像老茶館裡的蓋碗茶，茶涼了，碗還在；像川劇舞台上的變臉，臉變了，魂還在。隻要有人記得煙盒上的圖案，記得煙霧裡的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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