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水網縱橫的古蜀“天府”雛形
在中華文明的多元起源圖譜中，商周時期的成都平原猶如一顆鑲嵌在西南腹地的明珠，被縱橫交錯的水脈溫柔包裹。彼時的這片土地，尚未完全褪去洪荒的濕潤氣息，卻已憑借得天獨厚的水文條件，孕育出與中原文明迥異卻同樣璀璨的古蜀文明。岷江自西北奔湧而來，攜帶青藏高原的冰雪融水與肥沃泥沙，在平原腹地肆意漫流，與沱江等支流交織成一張龐大的水網。無數的濕地與海子星羅棋布其間，如同大地散落的碧玉，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古蜀文獻中屢屢提及的“西海”——這片橫跨今日成都平原西部的廣闊沼澤地帶，不僅是當時重要的生態屏障，更是古蜀人賴以生存的生命之源。正是這樣一片被水浸潤的土地，為魚類資源的繁衍提供了絕佳的環境，也讓“魚”成為貫穿古蜀人物質生活與精神世界的重要符號，見證著古蜀文明從蒙昧走向成熟的每一步。
一、商周成都平原的水文生態：濕地、海子與江河的共生圖景
1.1遍布平原的濕地與“西海”的地理輪廓
商周時期的成都平原，濕地覆蓋率遠超今日。從地理考古發現來看，當時平原西部從都江堰區域一直延伸至眉山、樂山一帶，存在著大麵積的沼澤濕地，“西海”便是這片濕地群的核心區域。根據《蜀王本紀》《華陽國誌》等古蜀文獻的零星記載，結合現代地質勘探數據推測，“西海”的範圍大致北起今郫縣、溫江，南至新津、彭山，西抵邛崍山脈東麓，東達成都主城區附近，總麵積超過數千平方公裡。這片濕地並非一片死水，而是由無數蜿蜒的溪流、深淺不一的水窪、茂密的蘆葦蕩與水生植物群落構成的複雜生態係統。
在濕地內部，水位隨季節變化呈現出明顯的漲落規律。每年夏季，岷江進入汛期，大量洪水裹挾著泥沙湧入“西海”，使得濕地麵積大幅擴張，部分低窪地帶被完全淹沒；而到了秋冬季節，水位逐漸下降，露出大片泥濘的灘塗，成為鳥類、魚類與其他野生動物的棲息地。這種季節性的水文變化，不僅塑造了濕地獨特的地貌景觀，更催生了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水生植物如蘆葦、香蒲、菱角、芡實等在這裡肆意生長，為魚類提供了天然的庇護所與食物來源；鳥類如白鷺、蒼鷺、野鴨等常年在此棲息、繁衍，與水中的魚類共同構成了動態平衡的生態鏈。
1.2岷江、沱江：滋養平原的“母親河”
岷江與沱江作為成都平原最主要的兩條河流，如同兩條奔騰的血脈，為這片土地注入了源源不斷的生機。岷江發源於四川西北部的岷山南麓，流經鬆潘、茂縣等地後，進入成都平原。在商周時期，岷江尚未經過大規模的人工疏導如後世李冰修建都江堰），河道呈現出“支津密布、水流散漫”的特點。河水出山口後，因地勢突然平坦，流速減緩，大量泥沙沉積下來，形成了廣闊的衝積平原，同時也造就了眾多的江心洲與河曲。這些天然形成的河道分支，如同毛細血管般延伸至平原的各個角落，為濕地與海子提供了穩定的水源補給。
沱江則發源於四川盆地北部的九頂山，其上遊由綿遠河、石亭江、湔江等多條支流組成，在金堂附近彙合後始稱沱江，而後蜿蜒南下，穿越成都平原東部。與岷江相比，沱江的水量相對較小，但河道更為曲折，水流也更為平緩。兩條江河的水文特征雖存在差異，卻共同作用，構建起成都平原“水旱從人”的原始基礎——豐水期時，江河水位上漲，為濕地與農田提供充足水源；枯水期時，濕地與海子則成為天然的蓄水池，調節著江河的水量，保障了古蜀人的生產與生活用水需求。
1.3清澈水質與水生植物：魚類生存的“天然樂園”
商周時期的成都平原，由於人口密度較低，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較小，江河湖泊的水質保持著原始的清澈。根據對平原地區出土的商周時期陶器、青銅器表麵附著物的檢測分析，當時的水體中重金屬含量極低，ph值處於中性偏堿的適宜範圍，溶解氧含量充足，完全符合魚類生長繁衍的最佳條件。這種優良的水質，不僅為魚類提供了健康的生存環境，也讓古蜀人能夠直接飲用河水，或通過簡單的過濾方式獲取潔淨的生活用水。
與此同時，茂密的水生植物成為魚類生存的“天然庇護所”。在濕地與江河淺水區，蘆葦、香蒲等挺水植物成片生長，其發達的根係不僅能夠固定泥沙、淨化水質，還能為幼魚提供躲避天敵的藏身之處；菱角、芡實等浮水植物覆蓋在水麵，既可以遮擋強烈的陽光，降低水溫，又能為魚類提供豐富的食物；而水下的沉水植物如黑藻、苦草等，則是草食性魚類的主要餌料來源，同時也為浮遊生物的繁殖提供了場所，間接為肉食性魚類提供了食物。這些水生植物與魚類之間形成了緊密的共生關係，共同維持著生態係統的穩定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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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周成都平原的魚類資源：從常見物種到珍稀精靈
2.1鯽魚、鯉魚：古蜀人餐桌上的“常客”
在商周成都平原的魚類資源中，鯽魚與鯉魚是最為常見且數量最多的物種，也是古蜀人獲取食物的主要來源之一。鯽魚作為一種適應性極強的魚類，能夠在各種水體環境中生存，無論是河流、湖泊、濕地還是稻田，都能看到它們的身影。鯽魚體型較小，通常體長在1020厘米之間，肉質細嫩，味道鮮美，且繁殖能力強，生長速度快，一年可繁殖多次，這使得其種群數量能夠保持穩定，成為古蜀人最易捕獲的魚類之一。
鯉魚則與鯽魚類似，同樣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但其體型相對較大，最大可長至1米以上，肉質更為肥厚。鯉魚的分布範圍也十分廣泛，在岷江、沱江的乾流與支流，以及“西海”等濕地中均有大量分布。考古學家在成都平原多處商周時期的遺址如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中，都發現了大量的鯽魚、鯉魚骨骼化石，這些化石的數量占據了出土魚類骨骼總量的80以上，充分證明了這兩種魚類在古蜀人飲食結構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在部分遺址中還發現了用於烹飪魚類的陶器，如陶釜、陶鼎等，這些器物的內壁往往殘留有魚類的油脂與骨骼痕跡，進一步印證了古蜀人食用鯽魚、鯉魚的習慣。
2.2長江白鱘：穿梭於江河的“珍稀精靈”
除了常見的鯽魚、鯉魚外，商周時期的成都平原還生活著一種如今已瀕臨滅絕的珍稀魚類——長江白鱘。長江白鱘屬於鱘形目白鱘科，是中國特有的大型肉食性魚類，最大體長可達7米，體重超過300公斤，有“水中大熊貓”“長江活化石”之稱。根據古生物學家的研究，長江白鱘在中生代末期就已出現，曆經數千萬年的演化，始終保持著原始的形態特征，是研究魚類演化與長江流域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物種。
在商周時期，長江白鱘的分布範圍較廣，不僅在長江乾流中活動，還會沿著岷江、沱江等支流逆流而上，進入成都平原的江河與濕地中覓食、繁殖。考古學家在成都平原南部的一處商周時期遺址中，曾發現過一段長江白鱘的脊椎骨化石，經鑒定，這段化石所屬的個體體長約為5米，生活年代距今約3000年左右。這一發現表明，當時的成都平原水域環境完全能夠滿足長江白鱘的生存需求，也反映出彼時長江流域生態係統的完整性與穩定性。然而，隨著人類活動的加劇、水利工程的建設以及過度捕撈等因素的影響，長江白鱘的種群數量逐漸減少，最終在2020年被宣布滅絕，成為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生態保護的深刻教訓。
2.3其他魚類資源：豐富多樣的水生群落
除了上述三種魚類外，商周成都平原的水域中還生活著眾多其他物種，共同構成了豐富多樣的水生群落。其中，草魚、青魚、鰱魚、鱅魚即“四大家魚”的祖先）雖然在當時尚未經過人工養殖，但已在自然水域中形成一定規模的種群。草魚主要以水生植物為食，常見於濕地與江河的淺水區；青魚則以螺、蚌等底棲動物為食，多活動在江河的深水區；鰱魚與鱅魚則生活在水體的中上層，以浮遊生物為食。這些魚類的存在，進一步豐富了古蜀人的食物來源，也反映出當時成都平原水域生態的複雜性。
此外，還有一些小型魚類如麥穗魚、餐條魚等，雖然體型較小，肉質相對較差，但數量眾多，易於捕獲，也是古蜀人日常飲食的補充。同時，水域中還生活著泥鰍、黃鱔等底棲魚類，它們能夠在淤泥中鑽穴生存，即使在乾旱季節也能存活，成為古蜀人在特殊環境下獲取食物的重要保障。這些豐富多樣的魚類資源，不僅滿足了古蜀人的物質需求，也為其精神世界的構建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三、魚與古蜀人的物質生活：從果腹之物到生存保障
3.1捕魚工具與技術：古蜀人的“水中捕獵”智慧
為了獲取豐富的魚類資源，古蜀人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逐漸發明並改進了多種捕魚工具與技術，展現出高超的“水中捕獵”智慧。從考古發現來看，商周時期古蜀人使用的捕魚工具主要包括魚叉、魚鉤、漁網等。
魚叉是當時最為原始也最為常見的捕魚工具之一，通常由木柄與尖銳的金屬或骨質叉頭組成。金屬叉頭多由青銅製成，經過鍛打與磨礪，鋒利無比；骨質叉頭則多由大型魚類的脊椎骨或獸骨製成，雖然硬度不如青銅，但製作簡便，易於獲取。古蜀人在使用魚叉時，通常會潛伏在水邊或乘坐獨木舟進入水中，待發現魚類後，迅速將魚叉投向目標，憑借精準的判斷力與力量捕獲魚類。在三星堆遺址中，曾出土過一件青銅魚叉，叉頭呈三角形，邊緣帶有鋸齒，長度約為20厘米，木柄已腐朽，但仍能看出其當時的使用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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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鉤的出現則比魚叉更為進步，它能夠通過誘餌吸引魚類上鉤，提高捕魚的效率。商周時期的魚鉤主要有骨質與青銅兩種材質，骨質魚鉤多由獸骨或魚骨製成，先將骨骼切割成條形，然後在一端磨出尖鋒，另一端鑽出土孔，用於係掛魚線；青銅魚鉤則采用鑄造工藝製成，形狀更為規整，尖鋒更為鋒利，且表麵往往經過拋光處理，減少了魚類上鉤時的阻力。在金沙遺址中，出土了多件骨質魚鉤，其中一件長度約為5厘米，尖鋒銳利，土孔清晰，保存完好，充分展現了古蜀人精湛的手工技藝。
漁網是當時最為高效的捕魚工具之一，能夠一次性捕獲大量魚類。商周時期的漁網主要由植物纖維如麻、葛等）編織而成，網眼大小根據目標魚類的體型而定——捕獲大型魚類時，網眼較大；捕獲小型魚類時，網眼較小。為了使漁網能夠沉入水中，古蜀人還會在漁網的邊緣係上陶製或石製的網墜；同時，在漁網的上方係上浮子多由蘆葦杆或中空的陶球製成），以保持漁網在水中的展開狀態。在成都平原的一處商周時期遺址中，曾發現過一段保存完好的漁網殘片，殘片長約30厘米，寬約20厘米，網眼呈方形，邊長約為2厘米，編織紋理清晰，可見當時漁網製作工藝已相當成熟。
除了上述工具外，古蜀人還掌握了一些特殊的捕魚技術，如“竭澤而漁”與“利用水流”。“竭澤而漁”即通過堵塞水源或挖掘渠道，將小麵積水域中的水排乾，然後直接捕捉其中的魚類，這種方法雖然對生態環境有一定破壞，但在食物短缺的季節，卻是古蜀人獲取大量魚類的有效手段。“利用水流”則是指利用河流的自然流速，在河道狹窄處設置魚梁用石頭或木樁搭建的攔魚設施），當魚類順流而下時，便會被魚梁阻擋，古蜀人再從魚梁的缺口處進行捕獲。這種方法既省力又高效，且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較小，體現了古蜀人對自然規律的尊重與利用。
3.2魚類在飲食結構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的蛋白質來源
在商周時期的成都平原，農業生產雖已有所發展，但由於生產力水平較低，農作物的產量並不穩定，且容易受到自然災害如洪水、乾旱等）的影響。相比之下，魚類資源則具有穩定性高、獲取難度相對較低的特點，因此成為古蜀人飲食結構中不可或缺的蛋白質來源。
從考古發現的人類骨骼同位素分析結果來看，商周時期古蜀人的食譜中，魚類所占的比例較高。以金沙遺址出土的人類骨骼為例，其碳同位素比值與氮同位素比值均表明，當時的居民主要以c3植物如水稻、小麥等）與魚類為食，其中魚類提供的蛋白質占總蛋白質攝入量的40以上。這一數據充分說明，魚類在古蜀人的日常飲食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是其維持生命活動與身體健康的重要保障。
此外，魚類的食用方式也多種多樣。古蜀人既可以將魚類直接燒烤食用，也可以用陶釜、陶鼎等器物將魚類煮熟後食用，還可以將魚類醃製或曬乾，以便長期保存。在一些遺址中，還發現了用於儲存魚類的陶罐，這些陶罐通常密封性較好，內部殘留有魚類的骨骼與油脂痕跡，表明古蜀人已掌握了魚類的儲存技術。這種儲存方式不僅能夠在魚類資源豐富的季節儲存足夠的食物，還能在魚類資源短缺的季節如冬季）為古蜀人提供食物保障，進一步凸顯了魚類在古蜀人物質生活中的重要性。
3.3魚類與生存應急：特殊環境下的“救命糧”
在商周時期，成都平原雖然總體上水文條件優越，但也時常麵臨各種自然災害的威脅，如洪水、乾旱、地震等。在這些特殊環境下，魚類往往成為古蜀人重要的“救命糧”，幫助他們渡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