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的話音剛落，地下室裡便陷入了令人窒息的短暫沉默。煤油燈芯在鐵皮燈罩裡“滋滋”燃燒，橘黃色的光暈忽明忽暗地舔舐著粗糙的牆壁，將眾人的影子拉得細長而扭曲，像一張張掙紮的臉。
前排的考古學者江上波夫動了動身子，椅腿在水泥地上摩擦出刺耳的聲響，打破了這份死寂。他抬手推了推鼻梁上的圓框眼鏡，鏡片反射著微弱的燈光，遮住了眼底複雜的情緒。猶豫了片刻，帶著幾分謹慎：“佐藤君，我們想聽聽您的具體指示。”
江上波夫的話音剛落，坐在他身旁的濱田耕作便緩緩點了點頭。他的手指關節有些粗大，指腹上布滿了常年握持洛陽鏟、清理文物留下的厚繭，那是幾十年考古生涯刻下的印記。另一側的原田淑人也隨之頷首，他下意識地整理了一下袖口，目光投向主位上的佐藤鬆本，眼神裡帶著幾分期待，又藏著幾分不易察覺的忐忑。他們三人都是日本考古界響當當的權威。這些年來，他們的考察隊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從東北的遼上京遺址到河南安陽的殷墟，從陝西的周原遺址到江南的吳越古墓，每一處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也帶走了無數珍貴的文物。此刻，這三位以學術立身的學者，卻不得不等待一位軍方人物的指令，空氣中彌漫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壓抑。
“今後的考古，絕不僅僅是挖文物那麼簡單。”佐藤鬆本的語氣驟然嚴肅起來，原本還算平和的眼神瞬間變得銳利如刀，掃過在座的每一個人，讓空氣都仿佛凝固了幾分。他緩緩站起身，軍靴踩在水泥地上，發出沉悶而有力的聲響，一步步走向會議桌中央，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說道：“測繪地形、拍攝照片，把沿途的交通要道、橋梁渡口、軍事布防、礦產資源分布都詳細記錄下來，藏在考古報告的附錄裡，用暗號標注清楚，每月定期傳回國內參謀部。”
佐藤鬆本俯身拿起桌上一份泛黃的情報，指尖劃過紙麵，指著上麵密密麻麻的文字繼續說道：“至於挖出來的文物，一件都不能留給中方！不管是青銅器、瓷器，還是書畫、竹簡，哪怕是殘破的陶片，這些文物，本就是我們大日本的，我們隻是物歸原主而已！”
佐藤的聲音頓了頓，目光掃過眾人臉上各異的表情，帶著一絲不容置疑的狠厲，補充道：“一旦戰爭爆發，北京故宮、沈陽故宮、上海博物館裡的那些國寶，絕不能讓他們遷走！能拿走的，全部運回日本，放進我們的帝國博物館，向全世界展示大日本的輝煌；拿不走的，就毀掉！”
這些話像一把淬了冰的鋒利尖刀，狠狠紮在了藤原樸田的心上。他猛地攥緊拳頭，指甲深深嵌進掌心，傳來一陣尖銳的刺痛，可他卻渾然不覺，隻覺得一股寒意從腳底直竄頭頂。
去年秋天，藤原樸田曾作為助手，隨濱田耕作先生前往洛陽龍門石窟考察。那是他第一次見到如此震撼人心的文明瑰寶。千餘尊唐代佛窟依山而建，連綿數裡，佛像眉眼間滿是慈悲安詳，衣袂飄飄，那種跨越千年的寧靜與莊嚴，讓他駐足許久，內心充滿了難以言喻的震撼與敬畏。那一刻，藤原樸田忽然明白，文明的傳承從來都不是靠掠奪和征服，而是靠一代代人的守護與熱愛。
然而現在，佐藤鬆本竟然輕描淡寫地說出“毀了也不可惜”這樣的話，這讓他感到一陣徹骨的寒意，仿佛心臟被一隻冰冷的手緊緊攥住，幾乎喘不過氣來。
藤原樸田下意識地想要反駁，嘴唇動了動，剛要開口，卻被身旁的濱田耕作悄悄拉了拉衣袖。那力道很輕，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勸阻意味。濱田耕作的眼神複雜，仿佛對藤原樸田說：“彆傻了，任何反駁都是徒勞的，甚至可能引來殺身之禍。”
藤原樸田讀懂了濱田耕作的意思。他知道，佐藤鬆本不僅是這次行動的負責人，背後還牽扯著軍方的龐大勢力，在這樣的場合，任何違背他意願的言論，都可能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他隻能強行壓下心頭翻湧的怒火與悲痛，緩緩鬆開了緊握的拳頭。
佐藤鬆本並沒有察覺到他們之間的這一小段插曲，他的思緒已經飄到了中國教育界的發展上。他轉身走到牆邊，那裡掛著一幅巨大的中國地圖，地圖用上等絲綢製成，色彩鮮豔，上麵用宋體字清晰地標注著各個省市的名稱，還有一些用紅筆圈出的重點城市，比如北平、上海、南京、武漢。佐藤的手指緩緩劃過地圖上那些熟悉的城市名字，指尖隔著光滑的絲綢，卻像是在丈量著一片即將被征服的土地，眼神裡充滿了貪婪與野心。
“諸位可能還不知道，中國在世界教育界的影響力，已經遠超我們的想象。”佐藤鬆本的聲音帶著一絲凝重，打破了地下室裡的沉寂，“1922年，第一次世界教育會議在日內瓦召開，中國派郭秉文帶領七人代表團參會。他們帶去的七十多份教育印刷品，詳細介紹了中國教育的發展情況，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從普通教育到職業教育，內容詳實，數據準確，讓全場為之鼓掌。最後，郭秉文還當選了會議亞洲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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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鬆本頓了頓，手指在地圖上停頓了一下，然後指向遙遠的歐洲方向，準確地落在了愛丁堡的位置：“1925年愛丁堡會議，蔡元培先生雖然因為事務繁忙沒能到場，可中國代表帶去的《中國教育概況》一拿出來，蘇格蘭籌備委員會就當場表示熱烈歡迎。會議期間，每當提到中國名字的時候，全場都會響起熱烈的掌聲！那次會議，副會長的職位還是中國的，下一屆會議差點就放在中國召開了！”說到這裡，佐藤鬆本的語氣裡帶著一絲難以掩飾的不甘與嫉妒，“要不是蔣司令搞‘四一二’事變，1927年的會議怎會改到加拿大蒙特利爾？可就算這樣，中國代表在多倫多會議上提出的關於亞洲教育發展的主張，依然得到了各國的重視，還有三人當選為會議委員！”
地下室裡靜得能聽見每個人的呼吸聲，煤油燈的光暈忽明忽暗，映得眾人的臉色也變幻不定。有人麵露驚訝，顯然是第一次聽說這些事；有人眉頭緊鎖，似乎在思考其中的利害；還有人眼神閃爍，不知道在盤算著什麼。
佐藤鬆本繼續說道：“1929年日內瓦會議，中華教育改進社雖然被南京政府解散了，中國代表連提案都不敢輕易提出，可郭秉文還是憑借個人威望當選了副會長，張伯苓先生也成了中國董事！再過一年，1931年丹佛會議就要召開了，如果再讓他們得勢，中國在世界教育界的地位就徹底穩了！到時候，他們會憑借教育的影響力，爭取更多的國際支持，這對我們大日本帝國來說，絕對是巨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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