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敗了。
消息像瘟疫一樣蔓延。起初是街頭巷尾的竊竊私語，是茶樓酒肆裡收音機播報的“我軍英勇抵抗”突然斷了電，是火車站裡那些潰兵空洞的眼神和浸血的繃帶。
他們踉蹌著，像一群被風吹散的枯葉，無聲地告訴人們：
滬上丟了！
三個月前，這座城還沸騰著熱血。女學生踮著腳尖往出征士兵的懷裡塞手帕，綢緞莊的老板砸開錢箱捐出半輩子積蓄，連街角的黃包車夫都梗著脖子吼：“殺光東洋赤佬！”可現在，潰敗的陰影籠罩著一切。傷兵們蜷縮在車站角落，一個斷了手的士兵用牙齒撕扯乾糧袋，咀嚼的動作卻因失血過多變得遲鈍。
他吞咽不下，隻能任由米粒混著血沫從嘴角滑落。有人遞來一碗水，可還沒送到他手裡，就被推搡的人群撞翻在地。
“不是說……國府軍能打贏嗎？七十萬大軍呐....怎麼就敗了呢？”
穿長衫的教書先生攥著報紙，油墨未乾的戰報還在吹噓“殲敵數萬”，可街上的潰兵卻像潰堤的洪水，沉默而洶湧。他沒等到回答，隻有冷風卷著傳單掠過屋簷，上麵“誓死保衛滬上”的標語早已被泥漿糊得麵目全非。
恐慌在蔓延。富人家的太太們連夜收拾細軟，銀樓裡的夥計拚命往麻袋裡裝貴重物品，連碼頭苦力都開始打聽“往西邊去的船票幾鈿”，可更多的人無處可逃。老裁縫蹲在店門口，望著被流彈打穿的招牌喃喃自語：
"嗯五一輩子嘸沒出過滬上，能逃到阿裡搭去？"
弄堂口的王阿婆攥著藍布包袱，手指頭掐得發白。隔壁張師母早跑路了，亭子間李先生的汽車昨天就開去了法租界，連街口剃頭店的揚州小師傅都卷鋪蓋回了鄉下。
黃包車夫阿三蹲在馬路牙子上嗤笑：
"逃？虹口逃到閘北，閘北逃到南市，現在連南市也勿來事了！"他撣撣破棉襖上的灰，"東洋人炮彈又勿生眼睛，儂當是躲白相人啊？"
石庫門天井裡，小毛頭還在跳房子，粉筆畫的格子裡歪歪扭扭寫著"大世界""十六鋪"，這些地方現在要麼燒光了，要麼擠滿逃難的江北人。三樓劉家嫂嫂突然推開老虎窗尖叫：
"閘北那邊又燒起來了！"
金陵，國防部的會議室裡，空氣凝固得像鉛塊。
窗外的雨絲斜織著，在玻璃上劃出蜿蜒的水痕，仿佛某種不詳的預兆。會議桌旁，參謀們沉默如雕塑，隻有時鐘走動的的聲響，像喪鐘的餘韻。總裁站在巨幅地圖前，青白的麵皮下咬肌繃緊，仿佛稍一鬆懈，某種東西就會從他體內決堤而出。
地圖上的日軍箭頭血紅刺目，它們像毒蛇的信子，從滬上一路舔向金陵，所過之處，防線如紙糊般崩解。沒有人敢直視那幅圖太久，仿佛多看一眼，那血紅的尖刺就會紮進眼底，攪碎最後一絲僥幸。
總裁突然開口，聲音低沉如悶雷滾過：
“各部傷亡數字核實了嗎？”
陳程張了張嘴，像是咽下了一口腥澀的唾沫，最終隻擠出四個字：
“十不存一。”
室內死寂一片。
茶杯裡的熱氣早已散儘，水麵映出幾張蒼白的臉，像溺斃者的遺容。有人下意識地摸向煙盒，卻最終沒有拿起，手指僵在半空，最終蜷縮成拳。
沒有人說出口，但所有人都知道：
前線的潰敗正在瓦解後方的信仰。士兵們扔掉步槍，混進難民潮，像退潮時擱淺的死魚，連掙紮的力氣都喪失殆儘。
警察局的電話徹夜響著，接線員機械地重複著同一句話：“請登記姓名，等候通知……”可誰都知道，那些逃兵的家屬等不到任何通知，最後隻有空蕩蕩的軍屬證和一張陣亡名單。
甚至連最堅定的主戰派官僚也開始往西邊偷偷運送家眷。公文包裡夾著家書，軍裝口袋裡藏著妻兒的照片，深夜的辦公室裡，有人對著地圖發呆，抽屜裡放著早已買好的船票。
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希望被碾碎的聲音。
當教書先生撕掉報紙，當傷兵在月台上咽下最後一口氣，當董事長深夜獨自站在沙盤前，指尖劃過南京城牆的微縮模型。
他們都聽見了那種聲音。
1937年11月20日，中山陵園，靈穀寺，無梁殿。
軍令部長徐詠唱猛地將文件夾砸向會議桌，紙頁如雪片般四散，仿佛被炮火撕裂的軍令文書。他雙目赤紅，青筋暴起的右手食指重重戳在地圖上的金陵城防線上：
"三個月！整整七十萬大軍打沒了！現在連金陵都要守不住了嗎？！"
會議室瞬間沸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