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甲寅年）
春天三月，音樂製作完成。到了夏天四月乙醜日，皇帝下詔推行新的音樂，還說：“民間的音樂，偏離正道已經很久啦，大家都拋棄了原本的音樂形式，競相去搞那些繁雜的聲音，應該加以禁止和約束，一定要保留音樂本來的樣子。”萬寶常聽了太常寺演奏的音樂後，眼淚汪汪地哭著說：“這樂聲太放縱哀傷啦，感覺天下不久就要玩完！”當時天下一片繁榮昌盛，聽到這話的人都覺得他在胡扯。沒想到到大業末年，他的話居然應驗了。萬寶常這人窮，還沒孩子，後來竟然餓死了。臨死前，他把自己的書全燒了，還說：“留著這些有啥用！”
在這之前呢，中央和地方各個部門都設有公廨錢，靠收利息來維持開銷。工部尚書蘇孝慈覺得“官府搞這些放貸賺錢的事兒，又麻煩老百姓，還敗壞社會風氣，不如都禁止了，給點地讓大家去種地。”皇帝聽了覺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六月丁卯日，下詔說“從公卿往下都給職田，不準再去做生意和老百姓搶利益。”
秋天七月乙未日，任命邳公蘇威做納言。
一開始，張賓製定的曆法推行後，廣平的劉孝孫和冀州的秀才劉焯都說這曆法有問題。當時張賓正受皇帝寵信，劉暉又去附和他，一起說劉孝孫他們的壞話，結果劉孝孫他們就被趕走了。後來張賓去世，劉孝孫做掖縣丞，他乾脆辭官跑到京城，把自己對曆法的意見呈給皇帝。皇帝下詔讓他留在太史局當值，可過了好多年也沒給他升官調動，劉孝孫一氣之下，抱著自己寫的關於曆法的書，讓弟子抬著棺材到皇宮門前，趴在地上大哭。執法的人把他抓起來報告給皇帝。皇帝覺得這事兒挺新奇，就問國子祭酒何妥，何妥說劉孝孫說得有道理。於是皇帝就讓劉孝孫的曆法和張賓的曆法比比誰好誰壞。直太史勃海人張胄玄也和劉孝孫一起說張賓曆法的毛病，各種不同的意見吵得不可開交，好久都定不下來。皇帝就讓他們去驗證日食的事兒，楊素等人上奏說：“太史局總共預報了25次日食，結果基本都沒應驗，張胄玄預測的，前後都特彆準，劉孝孫預測的，也應驗了一大半。”於是皇帝把劉孝孫、張胄玄等人叫來，親自慰問鼓勵。劉孝孫卻要求先斬了劉暉，才肯確定新曆法，皇帝一聽就不開心了，又把這事兒擱置了。沒多久劉孝孫就去世了。
這一年關中大旱，老百姓都鬨饑荒，皇帝派身邊的人去看看老百姓都吃啥，結果帶回來的是豆屑和糠混在一起的食物。皇帝看到後，流著眼淚給大臣們看，還狠狠地責備自己，為此一年都沒喝酒吃肉。八月辛未日，皇帝帶著老百姓去洛陽找吃的，還下令巡邏的士兵不準驅趕逼迫百姓。男男女女在儀仗衛隊中夾雜著一起走，遇到扶老攜幼的，皇帝就拉著馬躲開，還安慰幾句再走。到了難走的地方，看到挑著擔子的，就叫身邊的人去幫忙。
冬天閏十月甲寅日，皇帝下詔，說齊、梁、陳的宗廟祭祀都斷絕了，讓高仁英、蕭琮、陳叔寶按時去祭祀，需要的器物，相關部門給提供。陳叔寶跟著皇帝登上邙山，陪著喝酒的時候，寫了首詩：“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還上表請求皇帝去泰山封禪。皇帝很客氣地回了詔書。過了幾天，又陪皇帝吃飯，等他出去後，皇帝看著他的背影說：“他的國家滅亡難道不是因為酒嗎！要是把作詩的功夫用在考慮怎麼讓國家安穩上多好！當年賀若弼渡過京口的時候，有人秘密送奏疏告急，陳叔寶還在喝酒，根本沒看。高熲到的時候，還看到奏疏在床底下，都沒開封。這真的太搞笑了，看來是老天要亡他。以前苻堅打仗征服的國家，都讓那些亡國之君榮華富貴，他就是想求個好名聲，卻不知道這違背了天命；給他們官做，就是違抗上天啊。”
齊州刺史盧賁因為在老百姓饑荒的時候不讓百姓賣糧食，被開除了官籍。後來皇帝又想給他一個州官做做，結果盧賁回答皇帝的詔書時沒說到點子上，還發了些牢騷，皇帝超級生氣，就不再用他了。皇太子替他說話：“這些人都有輔佐您登基的功勞，雖然他們品性有點問題，但也不能就這樣拋棄他們啊。”皇帝說：“我壓製他們，其實是為了保全他們的命。要是沒有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這些人，我也當不了皇帝。但這些人都是反複無常的家夥，在周宣帝的時候，就靠著耍無賴得到寵幸。等到宣帝快不行了，顏之儀等人請求讓趙王輔政，這些人卻搞陰謀，把輔政的事兒交給了我。我剛要治理國家，他們又想搗亂，所以劉昉謀反，鄭譯搞巫蠱之術。像盧賁這樣的，都是些不知滿足的人，重用他們吧，他們就傲慢無禮，不重用吧，他們就抱怨，實在是難以信任，不是我要拋棄他們。大家看到這樣，就覺得我對功臣太薄情，其實不是這樣的。”盧賁就這樣被閒置了，最後死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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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王楊廣帶著百官一起上表，堅決請求皇帝去泰山封禪。皇帝讓牛弘等人製定封禪的儀式流程，弄好後，皇帝看了說：“這事兒太大了，我哪有這麼大的德行能承受得起啊！還是先去東邊巡視，順便到泰山祭祀一下就行了。”十二月乙未日，皇帝就出發東巡了。
皇帝喜歡一些求福避禍的小法術，上儀同三司蕭吉上書說：“甲寅日、乙卯日，是天地交合的日子。今年是甲寅年，初一辛酉日正好是冬至，明年乙卯年，甲子日是夏至。冬至是陽氣開始的時候，在這天祭天，正好是皇帝您的本命日；夏至是陰氣開始的時候，在這天祭地，正好是皇後的本命日。皇帝您的德行就像天一樣覆蓋養育萬物，皇後的仁德如同大地承載滋養萬物，所以天地元氣都在本命日交彙啦。”皇帝看了超級開心，賞了他五百段布帛。蕭吉是蕭懿的孫子。員外散騎侍郎王劭說皇帝有龍顏和額頭有肉突起的帝王之相，還指給大臣們看。皇帝很高興，封他做著作郎。王劭前前後後上表說了很多皇帝登基的祥瑞征兆，還收集民間歌謠，引用圖讖和緯書，摘取佛經內容，變換文字，牽強附會地加以粉飾，寫了本《皇隋靈感誌》，共三十卷，呈給皇帝，皇帝下令向天下宣傳。王劭把各州來朝見的使者召集起來，讓他們洗手焚香，然後朗讀這本書，還故意把聲音弄得抑揚頓挫，就像唱歌一樣，讀了十幾天，讀完才結束。皇帝更開心了，前前後後給了他很多賞賜。
【內核解讀】
這段關於隋開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的記載，像一幅立體的曆史切片，既展現了隋文帝楊堅統治時期的施政細節，也暴露了專製皇權下的複雜人性與製度困境，值得從多個維度拆解分析：
文化管製與“盛世隱憂”的預警
隋文帝推行新樂時強調“禁約繁聲，務存其本”，本質是通過規範音樂來強化文化統一——在王朝初定階段，“複古”往往是鞏固權威的手段。但樂工萬寶常“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儘”的泣歎，卻像一記冷箭刺穿了“四海全盛”的表象。
這背後藏著兩層深意：一是藝術作為社會情緒的鏡像，民間音樂的“繁聲”或許正反映了底層活力與官方規訓的衝突，而萬寶常從樂聲中聽出的“哀”，可能是對製度壓抑、民生隱憂的敏感捕捉；二是有識之士的悲劇性——萬寶常餓死前焚書“用此何為”的絕望，道儘了專製體係下“真話無人聽，才學無所用”的困境。他的預言最終在大業末年應驗，更反襯出盛世之下“選擇性失明”的危險：統治者沉浸於表麵繁榮，對預警信號視而不見。
經濟改革與權力對民生的“適度退讓”
蘇孝慈建議廢除公廨錢官府放債取息）、改給職田，核心是阻止“官府與民爭利”。隋文帝采納這一建議，本質是對官僚體係的自我約束：在傳統農業社會，官府直接參與商業放貸極易滋生盤剝，而以職田替代利息收入，既保障了官員待遇，又劃清了權力與民生的界限。
這一改革體現了“務實治吏”的思路——承認官僚需利益保障，但拒絕以損害百姓為代價。這種“退讓”看似微小，卻折射出王朝對“吏治清明”的追求，為隋初的經濟恢複提供了製度基礎。
學術爭議背後的“權力邏輯”
曆法之爭堪稱古代“科學與政治”博弈的典型案例：劉孝孫、張胄玄的曆法更精準日食驗證率遠高於張賓舊曆），卻因張賓受寵、劉暉構陷而長期被壓製。即便後來驗證了新曆法的優越性，劉孝孫因要求“先斬劉暉”的激烈態度觸怒皇帝，仍落得“罷官後卒”的結局。
這暴露了傳統學術的致命弱點：真理的認可不取決於實證，而取決於權力傾斜。當學術爭議淪為派係鬥爭的工具，即便有“日食驗真”的硬標準，也敵不過“上意難違”的軟規則。劉孝孫抱書攜棺哭闕的極端行為，既是對不公的控訴，也是小人物在權力碾壓下的無奈呐喊。
“民本表演”與帝王的統治智慧
關中大旱時，隋文帝“見豆屑雜糠而流涕”“不禦酒肉近一年”，甚至親自帶百姓赴洛陽就食，途中“避扶老攜幼者、助負擔者”——這些細節堪稱古代帝王“民本形象”的教科書式表演。
但剝開符號化的行為，其本質是“危機公關”的高段位操作：饑荒麵前，帝王的“罪己”與“親民”既能緩解民怨，又能強化“君民一體”的認同。值得肯定的是，“斥候不得驅逼”“親慰百姓”等指令確實減少了災荒中的次生傷害，比單純的“道德表演”多了幾分務實；但“不禦酒肉”的期限“殆將一期”）也暗示了這種姿態的有限性——皇權的“體恤”終究服務於統治穩定，而非真正的平等意識。
對前朝的“柔性統治”與曆史教訓的利用
隋文帝讓齊、梁、陳宗室“修祭先祖”，甚至允許陳叔寶侍宴作詩，表麵是“寬容”，實則是統一後的政治懷柔：通過承認前朝宗室的象征性地位，消解其潛在的反抗號召力。而他評價陳叔寶“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則是借前朝覆亡教訓敲打群臣——將“飲酒誤國”與“天命所歸”綁定，既否定了陳朝統治的合法性，又強化了隋朝“替天行道”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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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利用曆史敘事鞏固權力”的手法，在古代王朝中屢見不鮮，卻也暴露了統治的本質：對“失敗者”的寬容，永遠以“不威脅自身統治”為前提。
功臣困境與皇權的“信任悖論”
盧賁被廢事件，撕開了帝王與功臣關係的遮羞布。隋文帝承認盧賁等“佐命之功”，卻又痛斥其“反複無常”——“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這種矛盾的背後，是皇權的“信任悖論”：開國功臣既是權力的基石，又是潛在的威脅。
隋文帝的處理邏輯很清晰：與其冒“功臣作亂”的風險，不如“抑屈之，全其命”。這看似“薄情”，實則是專製皇權的必然選擇——在“家天下”的框架裡，“穩定”永遠優先於“情義”。盧賁的結局，也為後世功臣敲響警鐘：與皇權共患難易，共富貴難。
祥瑞迷信與專製皇權的“合法性焦慮”
蕭吉附會“冬至陽始遇帝本命，夏至陰始遇後本命”，王劭編造《皇隋靈感誌》神化楊堅，本質是官僚群體為皇權“造神”的集體投機。而隋文帝對這些荒誕之說“大悅”“賞賜優洽”，暴露了帝王內心深處的“合法性焦慮”——即便靠武力統一，仍需借助“天命”“祥瑞”證明統治的“天然正當性”。
這種“迷信政治”的危害顯而易見：當官僚將精力用於編造符瑞而非務實治政，當皇帝沉迷於“神化敘事”而忽視現實問題，整個統治體係就會逐漸脫離實際。王劭“令諸州朝集官盥手焚香讀《靈感誌》”的荒誕場景，恰是這種“集體自欺”的生動注腳。
結語：一個“務實與虛飾交織”的統治樣本
開皇十四年的種種事件，勾勒出隋文帝統治的雙麵性：他能推行職田改革、親赴災區，展現出務實愛民的一麵；也會因權力偏見壓製人才、沉迷祥瑞自欺，暴露專製帝王的局限。
這段曆史的價值，正在於它打破了“明君暴君”的簡單二分——在大一統王朝的初期，統治者往往既需解決現實問題救災、吏治、統一），又需構建權力神話文化管製、祥瑞敘事）。而那些被犧牲的萬寶常、劉孝孫，被猜忌的盧賁，被利用的陳叔寶，以及被裹挾的百姓，共同構成了專製皇權下“進步”與“代價”的永恒共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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