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癸醜年）
春天，正月壬子日，皇上祭祀感生帝。
壬戌日，皇上出行到岐州。二月丙午日，下詔在岐州北麵營建仁壽宮，讓楊素監督工程。楊素上奏推薦前萊州刺史宇文愷代理將作大匠，記室封德彝擔任土木監。於是鏟平山丘、填平山穀來建造宮殿，高台樓閣，連綿相接。工程役使十分嚴苛急切，很多民夫累死，疲憊不堪的民夫倒地後，就被推進坑窪，再用土石掩埋，就這樣築成了平地。死去的人數以萬計。
丁亥日，皇上從岐州返回。
己卯日，封皇孫楊暕為豫章王。楊暕是楊廣的兒子。
丁酉日，下令：“私人不得收藏讖緯、圖讖之類的書籍。”
秋天，七月戊辰日是月底，出現日食。
這一年，皇上命令禮部尚書牛弘等人討論明堂的建造製度。宇文愷獻上明堂的木製模型，皇上讓有關部門在安業裡規劃土地，準備建造明堂；但各位儒生意見不一，討論了很久也沒結果，最後隻好作罷。
皇上滅掉陳國後，把陳叔寶的屏風賜給了突厥的大義公主。公主因為自己的國家覆滅，心裡一直憤憤不平，她在屏風上題詩，借敘述陳國滅亡來抒發自己的感慨。皇上聽說後很厭惡她，對她的賞賜和禮遇也逐漸減少。彭公劉昶之前娶了北周公主，逃亡在外的楊欽逃到突厥，謊稱劉昶想和他的妻子一起作亂攻打隋朝，派楊欽來秘密告知大義公主，讓她發兵騷擾邊境。都藍可汗信以為真，就不再履行進貢的職責，給隋朝邊境造成不少麻煩。皇上派車騎將軍長孫晟出使突厥，暗中觀察情況。公主見到長孫晟，言辭傲慢無禮，還派她的心腹胡人安遂迦和楊欽商議，煽動迷惑都藍可汗。長孫晟回到京城，把情況詳細報告給皇上。皇上又派長孫晟去索要楊欽，都藍可汗不給，說：“檢查過我的賓客，沒有這樣的人。”長孫晟就賄賂都藍可汗的高官，得知了楊欽的藏身之處。夜裡，長孫晟帶人將楊欽抓獲，拿給都藍可汗看，還趁機揭發了公主的一些私事，突厥人都覺得這是極大的恥辱。都藍可汗抓住安遂迦等人，一並交給了長孫晟。皇上十分高興，給長孫晟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派他出使突厥，去廢掉大義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求去勸說都藍可汗，讓他殺掉大義公主。當時處羅侯的兒子染乾，號稱突利可汗，居住在北方，派使者來求婚，皇上讓裴矩告訴使者說：“隻有殺掉大義公主，才答應婚事。”突利可汗又在都藍可汗麵前說大義公主的壞話，都藍可汗因此發怒，殺掉了公主，再次上表請求通婚，朝廷商議準備答應他。長孫晟說：“我看雍虞閭都藍可汗）這人反複無常，不講信用，隻是因為和玷厥有矛盾，所以才想依靠我們國家。就算和他通婚，他最終還是會背叛。現在如果他娶了公主，憑借公主的威望，玷厥、染乾肯定會受他驅使。他強大後再反叛，以後恐怕就難以對付了。而染乾是處羅侯的兒子，向來對我們真誠，至今已經兩代如此。之前他也請求通婚，不如答應他，招他向南遷徙。他兵力少勢力弱，容易安撫馴服，可以讓他抵禦雍虞閭，成為我們邊境的屏障。”皇上說：“好。”又派長孫晟去慰問開導染乾，答應他可以娶公主。
牛弘讓協律郎範陽人祖孝孫等人參與修訂雅樂，祖孝孫從陳朝陽山太守毛爽那裡學習了京房的律學方法，用律管飛灰的方法驗證，每個月都能應驗。又從每律生出五音，十二律就產生六十音，再乘以六，得到三百六十音，對應一年的天數，再配上七音，這樣旋相為宮的方法就得以彰顯。牛弘等人於是上奏請求重新使用旋宮法，皇上還記得何妥之前說的話，在牛弘的奏章上批示，不允許采用旋宮法，隻使用黃鐘一宮。於是牛弘等人又上奏，迎合皇上的心意，把前代的金石樂器都銷毀，以平息不同的意見。牛弘等人還創作了武舞，用來象征隋朝的功德；在郊外祭祀和宗廟祭祀時用一個調，迎接節氣時用五個調。原來的樂工漸漸離世，其餘的聲律，也都沒人能精通了。
【內核解讀】
開皇十三年的隋朝，在帝王意誌與時代洪流的交織中，展現出一幅複雜而矛盾的曆史圖景。
仁壽宮的營建堪稱封建皇權擴張的典型標本。楊素以“夷山堙穀”的氣魄改造自然，卻以“丁夫多死，推填坑坎”的殘酷代價鋪就宮殿地基。這種將人命視作建築材料的工程模式，暴露了專製皇權下效率優先的治理邏輯——為滿足帝王的巡幸需求，數萬勞力的生命被輕賤地量化為工程進度。當“覆以土石”的操作將死亡痕跡徹底掩埋時，也為隋朝的統治埋下了民怨的隱患。
文化管控的舉措呈現出雙重麵相。“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讖”的禁令，本質是對民間思想傳播的製度化約束。這類預言文獻在亂世中常被用作改朝換代的輿論工具，隋朝的禁止令既是對前朝經驗的借鑒，也是鞏固政權合法性的必然選擇。然而明堂製度的議而不決，則暴露了大一統王朝在禮製重建中的困境——儒家學者的分歧不僅是學術爭議，更折射出不同政治派係對權力象征體係的爭奪。宇文愷的木樣最終讓位於“久之不決”的僵局，暗示著製度創新在保守勢力麵前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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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突厥的外交博弈堪稱古代地緣政治的經典案例。隋朝巧妙利用突厥內部的權力分化，通過“殺公主乃許婚”的條件式聯姻，將大義公主的性命轉化為外交籌碼。長孫晟的策略展現了“以夷製夷”的智慧——既利用都藍可汗的多疑除掉心腹之患，又通過扶持染乾可汗形成戰略製衡。這種將婚姻、暗殺、間諜活動融為一體的外交手段，雖暫時穩定了北方邊境，卻也強化了遊牧政權對中原王朝的不信任感，為後世的民族衝突埋下伏筆。
樂律改革的波折折射出藝術與政治的複雜糾纏。祖孝孫從毛爽習得的京房律法本可推動音樂體係的科學化，但其“旋相為宮”的先進理論卻因隋文帝對何妥言論的記憶而被否決。這種因帝王個人偏好而中斷的學術進程，揭示了封建時代文化發展的脆弱性——當“黃鐘一宮”的單一調式成為欽定標準，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的極端措施被用來壓製異議，音樂的藝術價值便徹底讓位於政治象征功能。舊工凋零導致聲律失傳的結局，恰似整個王朝在文化專製下的隱喻：用暴力消除差異的同時，也扼殺了自我更新的可能。
這一年的曆史碎片拚湊出的，正是隋朝“盛世”表象下的真實肌理——在疆域擴張與製度建設的光鮮背後，是民生的凋敝、思想的禁錮與文化的斷裂。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共同指向一個本質問題：當權力缺乏有效約束時，國家機器的高效運轉往往伴隨著對個體價值的吞噬，而這種吞噬最終將反噬整個統治體係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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