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雲昭訓的父親雲定興，進出東宮毫無節製，還經常進獻奇裝異服和新奇器物，就為了討太子楊勇歡心。左庶子裴政多次勸諫，楊勇根本不聽。裴政對雲定興說：“您的所作所為不符合規矩。而且元妃突然去世，外麵傳得沸沸揚揚，這對太子來說，可不是什麼好名聲。您應該主動引退，不然，大禍就要臨頭了。”雲定興把這話告訴了楊勇，楊勇就更加疏遠裴政，還把他調出東宮，去做襄州總管。唐令則和楊勇關係很親近，楊勇經常讓他用唱歌彈琴的方式教宮女們。右庶子劉行本責備唐令則說：“身為庶子，應當用正道輔佐太子，怎麼能在太子的內室中討好取樂呢！”唐令則雖然很羞愧，但就是不改。當時，沛國的劉臻、平原的明克讓、魏郡的陸爽，都因為文學才華受到楊勇親近。劉行本氣他們不能好好教導保護太子，常常對這三個人說：“你們也就隻會讀書罷了！”夏侯福曾經在宮殿內和楊勇嬉戲打鬨，笑得聲音都傳到外麵去了。劉行本聽到後，等夏侯福出來，就數落他說：“殿下寬容，給你好臉色。你是什麼身份的小人，竟敢如此輕慢！”說完就把他交給執法的人處置。過了幾天，楊勇為夏侯福求情，劉行本才把他放了。楊勇曾經得到一匹好馬，想讓劉行本騎上去給他看看，劉行本一臉嚴肅地說：“皇上安排我做庶子，是讓我輔佐教導殿下，可不是給殿下當逗樂的臣子。”楊勇聽了很慚愧，就打消了這個念頭。等到楊勇被廢，裴政和劉行本都已經去世，皇上感歎說：“要是裴政、劉行本還在，楊勇也不至於落到這個地步。”
楊勇曾經宴請東宮的臣子，唐令則親自彈琵琶，唱《娬媚娘》這樣的豔曲。洗馬李綱站起來對楊勇說：“唐令則身為東宮的官員，職責是輔佐教導殿下；卻在大庭廣眾之下把自己當成歌女伶人，演奏低俗的音樂，汙染大家的耳目。要是這事讓皇上知道了，唐令則的罪過可就大了，這難道不會連累殿下您嗎！我請求立刻治他的罪！”楊勇說：“我就是想找點樂子，你彆多管閒事！”李綱隻好快步走出去。等到楊勇被廢，皇上把東宮的官員們召集起來，嚴厲責備，大家都嚇得不行，沒人敢說話。隻有李綱說：“廢立太子這樣的大事，現在文武大臣心裡都知道不應該這麼做，但都不敢出聲，我怎麼敢怕死，不站出來為陛下說清楚呢！太子本性一般，跟著好人就能學好，跟著壞人就會學壞。要是陛下當初挑選正直的人輔佐他，他足以繼承皇位。可現在卻讓唐令則做左庶子，鄒文騰作家令，這兩個人隻知道用音樂、打獵這些事討太子歡心，太子怎麼能不走到這一步呢！這其實是陛下您的過錯，不是太子的罪過。”說著就趴在地上，哭得抽抽搭搭。皇上沉默了很久，神情淒慘地說：“李綱責備我，不是沒有道理，隻是他隻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選你做東宮的臣子，可楊勇不親近信任你，就算再選正直的人，又有什麼用呢！”李綱回答說：“我之所以不被太子親近信任，就是因為奸臣在他身邊啊。陛下隻要殺了唐令則、鄒文騰，再挑選賢能的人輔佐太子，怎麼就知道我會一直被疏遠呢！自古以來，廢立嫡長子，很少有不引發危險動亂的，希望陛下深思熟慮，彆留下後悔的事。”皇上聽了不太高興，就散朝了，周圍的人都嚇得兩腿發抖。正好尚書右丞的位置空缺，有關部門請示人選，皇上指著李綱說：“這人就很適合當右丞！”於是就任命了李綱。
太平公史萬歲從大斤山回來，楊素嫉妒他的功勞，就對皇上說：“突厥本來就已經投降了，一開始就沒打算侵犯邊境，隻是到邊塞來放牧罷了。”皇上就沒再提史萬歲的功勞。史萬歲多次上表陳述情況，皇上還是沒明白。皇上廢掉太子後，正在追查東宮的黨羽。皇上問史萬歲在哪兒，其實史萬歲就在朝堂上，楊素卻故意說：“史萬歲去拜見東宮太子了！”想以此激怒皇上。皇上信以為真，就下令召見史萬歲。當時，史萬歲的部下在朝堂上喊冤的有好幾百人，史萬歲對他們說：“我今天一定在皇上麵前為你們把話說清楚，事情總會有個決斷。”見到皇上後，史萬歲就說“將士們立了功，卻被朝廷壓製！”言辭激烈，情緒很氣憤。皇上聽了大怒，讓身邊的人把史萬歲打死了。過後皇上又派人去追，可已經來不及了，於是下詔公布史萬歲的所謂罪狀，天下人都覺得他冤枉，為他惋惜。
十一月戊子日，立晉王楊廣為皇太子。這時候天下發生地震，太子楊廣請求降低自己的禮服等級，東宮的官員對他也不用稱臣。十二月戊午日，皇上下詔同意了他的請求。任命宇文述為左衛率。當初，太子楊廣謀劃奪取太子之位的時候，洪州總管郭衍就參與其中，因此把郭衍征召來做左監門率。
皇上把前太子楊勇囚禁在東宮，交給太子楊廣看管。楊勇覺得自己被廢很冤枉，多次請求麵見皇上申訴冤屈，但楊廣阻攔他，不讓皇上知道。楊勇沒辦法，就爬上樹大聲喊叫，希望皇上能聽到聲音召見他。楊素趁機說楊勇精神錯亂，被惡鬼附身了，已經無可救藥。皇上信了楊素的話，楊勇最終沒能見到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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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皇上滅掉陳國後，天下人都以為太平日子要來了，可監察禦史房彥謙卻私下裡對親近的人說：“皇上猜忌刻薄又嚴酷，太子軟弱，諸王又專權，天下雖然現在安定，但我卻擔心以後會有危險動亂。”他的兒子房玄齡也悄悄對房彥謙說：“皇上本來沒什麼功德，靠欺詐手段奪取天下，他的幾個兒子都驕橫奢侈，沒有仁愛之心，以後肯定會自相殘殺。現在雖然太平，但隋朝的滅亡很快就會到來。”房彥謙是房法壽的玄孫。
房玄齡和杜果哥哥的孫子杜如晦都參加了官員選拔。吏部侍郎高孝基以善於識彆人才著稱，見到房玄齡，讚歎說：“我見過的人多了，可沒見過像這位公子這樣的，將來一定能成大器，隻可惜我可能看不到他功成名就那一天了！”見到杜如晦，又對他說：“你有隨機應變的才能，將來必定能擔當棟梁之重任。”還把自己的子孫都托付給他們。
皇上晚年特彆相信佛道鬼神，辛巳日，開始下詔：“有人盜竊毀壞佛像、天尊像，以及五嶽、四鎮、四海、四瀆的神像，按大逆不道論處；和尚毀壞佛像，道士毀壞天尊像，按惡逆之罪論處。”
這一年，征召同州刺史蔡王楊智積入朝。楊智積是皇上的侄子，生性修養良好，為人謹慎，從不在私下裡結交拜訪他人，生活簡樸，皇上很憐惜他。楊智積有五個兒子，他隻教他們讀《論語》《孝經》，不讓他們和賓客交往。有人問他為什麼，楊智積說：“你們不懂我的心思！”他大概是擔心兒子們有才能會招來災禍。
齊州行參軍章武人王伽押送七十多個流放的犯人去京城，走到滎陽的時候，他心疼這些犯人一路辛苦，就把他們都叫過來說：“你們自己觸犯了國家法律，被關起來受罰，這是你們應得的；可現在還讓押送的士兵跟著受累，你們難道不覺得慚愧嗎！”李參等人都表示了歉意。王伽於是把他們的枷鎖都解開，讓押送的士兵回去，和犯人們約定說：“哪天你們要到京城，如果來早了或者來晚了，我就為你們承擔死罪。”說完就離開了。這些流放的犯人很感動，都按時到達京城，沒有一個逃跑的。皇上聽說後，又驚訝又讚賞，召見王伽和他交談，誇了他好一會兒。接著把所有流放的犯人都召集起來，讓他們帶著妻子兒女一起進宮，在宮殿裡設宴款待，還赦免了他們。皇上還因此下詔說：“凡是有生命的東西，都有自己的本性，都知道善惡，能分辨是非。如果用真誠的心對待他們，明白地加以勸導，那麼風俗必定會改變，人們都會向善。以前天下大亂，道德教化荒廢，官吏沒有慈愛之心，百姓懷著奸詐之意。朕想要遵循聖人的法則，用道德來感化百姓，而王伽深知朕的心意，誠心引導，李參等人受到感動，主動到官府報到：這說明天下百姓，並不是難以教化。要是官員都像王伽這樣，百姓都像李參這樣，那麼刑罰擱置不用，也就不遠了！”於是提拔王伽做雍縣縣令。
太史令袁充上表說：“隋朝建立以後，白天逐漸變長。開皇元年，冬至那天的日影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從那以後逐漸變短，到開皇十七年，比以前短了三寸七分。太陽離北極近，日影就短，白天就長；離北極遠，日影就長，白天就短。太陽在黃道內運行就離北極近，在黃道外運行就離北極遠。據《元命包》說：‘日月在黃道內運行，天體運行就正常。’《京房彆對》說：‘太平盛世，太陽在最上麵的軌道運行；升平之世，在中間的軌道運行；霸道之世，在最下麵的軌道運行。’大隋開國，上應天命，日影變短，白晝變長，這是自古以來都很少見的。”皇上上朝的時候，對百官說：“日影變長是吉祥的征兆，是上天的保佑。現在太子剛立，應該改年號，就取日長的意思作為年號吧。”從這以後，各種工匠勞作，都增加了工作量，就因為白天變長了。工匠們可苦不堪言。
【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隋文帝晚年權力結構的裂痕、人性的複雜與時代的隱憂，其中諸多細節至今仍引人深思。
太子廢立：一場被“身邊人”改寫的命運
楊勇的垮台，本質上是一場“環境潰敗”。他身邊圍繞的雲定興是“獻奇服異器求媚”的投機者，唐令則是“以弦歌媚房帷”的佞臣，而真正想以正道輔佐他的裴政、劉行本卻被疏遠、排擠。這像極了一個隱喻：當權力核心被“討好者”包圍，“糾錯者”被邊緣化，即便是資質中等的人李綱語“太子性本中人”），也會在放縱中滑向深淵。
隋文帝後來感歎“若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卻沒意識到：太子身邊人的篩選，本就是皇權的責任。他既未能為太子築牢“防火牆”，又在楊素的構陷中失去判斷力，最終親手將兒子推向絕境。這揭示了一個亙古難題：權力傳承中，“選輔”比“選儲”更考驗智慧——沒有合格的“糾錯係統”，再穩妥的繼承人也可能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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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臣的困境：忠誠者的孤獨與微光
李綱的三次發聲，堪稱傳統士大夫的“勇氣標本”。在楊勇宴會上，他怒斥唐令則“自比倡優”，直指其“為殿下之累”；在楊勇被廢後，百官噤聲時，他獨言“此乃陛下之過”，敢將矛頭指向皇帝；麵對隋文帝的反駁，他仍堅持“斬奸臣、選賢才，未可知臣終見疏棄”。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當，在專製皇權下尤為珍貴。
但李綱的遭遇也透著無奈：他的忠誠不被太子接納，直言雖讓皇帝“慘然”，卻未能改變廢立結局。最終他被提拔為尚書右丞，更像一種“補償式認可”——皇權需要這樣的“直臣”裝點門麵，卻未必真願聽其言。這恰是傳統政治的悖論：諫臣是糾錯的剛需，卻往往是權力的“異數”。
權力陰影裡的犧牲者與投機者
楊素的角色，是權力鬥爭中“惡”的化身。他嫉史萬歲之功而構陷其“謁東宮”，借隋文帝對東宮黨的猜忌，直接導致一代名將被“Ξ殺”；他稱楊勇“情誌昏亂為癲鬼所著”，阻斷其申冤之路，將權謀術用到極致。史萬歲的冤死最令人扼腕——數百將士在朝堂喊冤，他一句“吾為汝極言”，換來的卻是皇帝盛怒下的暴殺。這暴露了專製皇權的致命缺陷：最高權力的“情緒化決策”，可以輕易碾壓功勳與公道。
與楊素形成對比的是王伽。這個齊州小官，用“脫枷鎖、約期而至”的信任，讓七十餘流囚“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他的成功，與整個官場的嚴苛、猜忌形成強烈反差。隋文帝因此感慨“官儘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卻沒明白：王伽的“德化”能成，恰恰因為它突破了當時“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奸詐之意”的惡性循環。可惜這種微光，終究敵不過體製性的幽暗。
時代的預警：盛世下的崩塌伏筆
房彥謙與房玄齡的對話，像一記精準的預言。“主上忌刻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諸子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點出了隋朝的致命傷：皇權缺乏約束忌刻）、繼承製度脆弱廢長立幼）、統治集團失德驕奢）。這些問題，在楊勇被廢、楊廣上位後愈發明顯——楊廣阻止楊勇申冤、楊素專權，都在印證“自相誅夷”的預感。
而袁充借“晝日漸長”附會“太平之兆”，更是荒誕的注腳。為了迎合“日長”的祥瑞，百工勞役“加程課”，丁匠苦不堪言。這種用迷信粉飾太平、以“祥瑞”壓榨民生的操作，暴露了統治階層的虛偽：當權力需要用謊言自我麻醉時，離崩塌就不遠了。
結語
這段曆史最深刻的啟示，或許是“權力生態”的重要性：太子的墮落、諫臣的困境、忠臣的冤死、預言的應驗，本質上都是同一套權力邏輯的產物——缺乏製衡的皇權、媚上欺下的官場、被邊緣化的正義，最終會讓“盛世”成為流沙上的建築。房玄齡說“其亡可翹足待”，不是預言家的神通，而是看透了“惡的製度會放大所有人的惡”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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