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壽三年公元603年，癸亥年）
秋天，八月壬申日，賜死幽州總管燕榮。燕榮這人性格極其嚴厲，動不動就鞭打身邊的人，一打就是上千下。有一次，他看到路邊一叢荊棘，覺得可以做成刑杖，就命人取來，隨即拿來在人身上試打。有人辯解說自己沒罪，燕榮說：“以後你有罪，就免你一次。”不久這人犯了錯，燕榮要杖打他，這人說：“前幾天被打時，大人您答應過要是我有罪就饒恕我。”燕榮說：“你沒罪時都這樣，何況現在有罪呢！”照舊把人杖打了一頓。
觀州長史元弘嗣調任幽州長史，他害怕受到燕榮的羞辱，堅決推辭。皇上就命令燕榮說：“元弘嗣要是犯了要打十板子以上的罪，都必須上奏讓我知道。”燕榮生氣地說：“這小子竟敢戲弄我！”於是派元弘嗣去監管糧倉收糧，隻要發現一粒糠、一顆秕穀，就處罰他。每次鞭打雖然不滿十下，但一天之內，有時能打好幾次。就這樣過了好幾年，兩人的仇怨越來越深。燕榮於是把元弘嗣抓進監獄，斷絕他的糧食，元弘嗣隻能扯破衣服掏出棉絮，和著水吞咽。他的妻子趕到京城喊冤，皇上派使者去調查，回報說燕榮殘暴無度，貪汙受賄，聲名狼藉。皇上把燕榮召回，賜他自儘，讓元弘嗣接替他管理幽州事務。沒想到元弘嗣比燕榮還殘暴。
九月壬戌日，設置常平官。
這一年，龍門的王通到京城進獻《太平十二策》，皇上沒采用，王通隻好作罷回家。之後王通就在黃河、汾水一帶講學授徒，從遠方慕名而來的弟子很多。朝廷多次征召他，他都沒有去。楊素很看重他，勸他出來做官，王通說：“我有祖先留下的舊房子，足以遮風擋雨，還有幾畝薄田，能勉強維持生計，讀書談論道理，我就能自得其樂。希望大人您能以身作則治理天下，讓世道和諧，年成豐收，這樣我得到的恩賜就很多了，我不想做官。”有人在楊素麵前詆毀王通說：“他其實很傲慢，不把您放在眼裡，您乾嘛敬重他呢？”楊素拿這話去問王通，王通說：“要是您能被怠慢，那我就做對了；要是您不能被怠慢，那就是我做錯了：對錯在我，跟您有什麼關係呢！”楊素聽了，還是像以前一樣對待他。王通的弟子賈瓊問怎麼平息彆人的詆毀，王通說：“不用辯解。”又問怎麼消除彆人的怨恨，王通說：“不要爭鬥。”王通還曾說：“沒有赦免製度的國家，它的刑罰一定公平；橫征暴斂的國家，它的財富一定會減少。”還說：“聽到詆毀就發怒，這是給進讒言的人當誘餌；聽到稱讚就高興，這是給阿諛奉承的人當媒介；杜絕誘餌，遠離媒介，讒言和諂媚就會離得遠遠的。”大業末年，王通在家中去世，他的弟子們給他諡號為文中子。
突厥步迦可汗的部落大亂，鐵勒族的仆骨等十多個部落，都背叛步迦可汗，投降了啟民可汗。步迦可汗的部眾潰敗，向西逃到吐穀渾。長孫晟把啟民可汗安置在沙漠入口，啟民可汗從此擁有了步迦可汗的全部部眾。
【內核解讀】
仁壽三年的這幾件史事，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隋代社會的複雜麵相，其中的人性百態與製度困境，即便放在今天仍有值得深思之處。
燕榮的酷政與覆滅，是權力失控的典型樣本。他將施虐當作權力的炫耀，用荊棘試人、構陷元弘嗣的手段，暴露了古代專製體係下“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鐵律。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元弘嗣從受害者轉變為更嚴酷的施暴者，這恰似一場殘酷的權力模仿遊戲——當製度未能建立有效的約束機製，暴行便會像病毒般傳染，最終形成“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隋文帝的賜死令看似伸張正義，實則仍是人治模式下的偶然糾錯，無法從根本上杜絕酷吏滋生。
王通的選擇則提供了另一種生存範式。麵對政治失意，他拒絕楊素的仕宦邀請，以“弊廬蔽風雨、薄田具饘粥”的姿態堅守學術陣地，其“無辯止謗、不爭息怨”的處世哲學，既是對亂世中人性幽暗的洞察，也暗含著士人的精神自救。他提出的“無赦之國刑必平”“重斂之國財必削”等觀點，直指專製統治的兩大病灶——司法不公與橫征暴斂，即便在今天，這些思想仍閃爍著民本主義的光芒。而他與楊素關於“慢公與否”的對話，更展現了獨立知識分子在強權麵前的人格堅守。
突厥的部族更迭，揭示了古代邊疆政治的叢林法則。步迦可汗的潰敗與啟民可汗的崛起，本質上是遊牧部族勢力均衡被打破的結果。長孫晟護送啟民可汗的舉動，體現了中原王朝“以夷製夷”的邊疆策略，這種利用部族矛盾維護邊疆穩定的手段，雖在短期內有效，卻也埋下了部族間長期紛爭的隱患。
縱觀這一年的史事，權力與人性的博弈始終是核心主題：燕榮的覆滅警示權力失控的危險，王通的堅守彰顯人性在困境中的光輝，突厥的變故則展現了權力更迭中的叢林邏輯。這些跨越千年的曆史鏡像，至今仍能為我們提供深刻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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