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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四) 醉江樓辯理:蓉卿評唐宗,功顯貞觀史,血藏玄武門(1 / 1)

醉江樓辯理:蓉卿評唐宗,功顯貞觀史,血藏玄武門

場景:四月十六日午時中,利州“醉江樓”三樓,江風暫歇,正午日光透過雕花窗欞,在案幾上灑下明晃晃的光斑,案中熱茶又添新沸,熱氣漫過眾人仍帶沉思的臉——剛聽完“君臣坐而論道”的真與假,也憶過商紂冤屈與獨尊儒術之害,此刻都凝著神,等著黃蓉拆那位“千古明君”唐太宗的光環,廳內氣氛比先前更添幾分鄭重。)

我隻是想讓諸位明白,看曆史,不能隻信勝利者的史書;論思想,不能隻守一家之言;看君臣,不能隻認“君為臣綱”,更要記得武丁傅說、周公成王曾有的坦蕩——他們沒有森嚴到窒息的等級,沒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荒唐,隻有“同坐論策、共擔安危”的本心,這才是治國興邦的根本,而非靠教條捆住人心、靠威嚴壓製異見。

先前有人說“君臣就該君在上、臣在下”,可武丁放下帝王身段,去傅岩請奴隸傅說做相,同坐議事才開創盛世;周公攝政時不獨斷,成王親政後仍與他共商國事,才換來“成康盛世”的安穩。若那時便有“君為臣綱”的教條,傅說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隻能一輩子築牆;周公即便心懷天下,也會因“攝政逾矩”被治罪,哪來後來的西周安定?

說到底,“君臣之道”的核心從不是“尊卑”,而是“同心”;“治國之理”的關鍵也從不是“統一”,而是“納善”。董仲舒“獨尊儒術”後,把“君為臣綱”變成了枷鎖,把“坐而論道”變成了罪過,看似定了“秩序”,實則斷了“活力”——朝堂上沒人敢說真話,君主聽不到實情,即便有賢才,也隻能在跪拜與順從中消磨誌氣,這才是最可怕的“亂”,比諸侯紛爭更傷國本。

今日說這些,不是要諸位否定所有規矩,而是要分清“規矩為誰而設”:是為了讓君臣同心護百姓,還是為了讓君主集權束臣子?是為了讓天下人各展其才,還是為了讓一家之言壟斷思想?

接下來,咱們便要說說一位被世人捧為“完美賢君”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世人多讚他“貞觀之治”、“納諫如流”,說他重拾了“君臣相得”的模樣,這份功績的確該肯定,可史書裡藏著的“玄武門之變”,那些“殺兄霸嫂、屠戮親侄”的往事,還有他登基後修改史書、抹黑李建成的舉動,也不該被“賢君”的光環掩蓋。更要說說,他所謂的“納諫如流”,與武丁、周公時期的“坐而論道”,究竟有何不同——前者仍有“君賜臣敢言”的底色,後者卻是“君臣平等論理”的本心。

既蒙諸位願意聽,那咱們便把這話攤開了說,先定個基調:我讚他的“貞觀之治”,卻不替他藏“玄武門之變”的血;我認他“納諫如流”的難得,卻不混他“君賜敢言”與“君臣平等論理”的本質,功是功,過是過,半點不摻假。

諸位隻知貞觀年間“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隻知魏徵敢拿著奏折當麵罵他,說他“居安忘危、戒奢忘儉”,他非但不怒,還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把魏徵當成心頭鏡;更知他輕徭薄賦、休養生息,隋末戰亂後流離失所的百姓,短短幾年便有了田種、有了飯吃,連突厥、吐蕃這些周邊部落,都來長安稱臣,尊他為“天可汗”。

這些功績,不是史書吹出來的,是刻在百姓日子裡的——多少人家從“流離失所”到“安居樂業”,多少孩童從“忍饑挨餓”到“能進學堂”,都是他登基後實打實做的。這份護百姓安穩、促天下太平的功,該讚,該記,哪怕接下來要說他的過,也絕不能把這份功勞一並抹煞,這才是讀史的公道。

這話一出,青衫學子緊繃的眉梢明顯鬆了些,連那一直擰著眉的老鄉紳都點頭附和:“黃軍師這話在理!老夫幼時聽先生講史,最佩服的便是唐太宗,覺得能容得下臣子直言、能讓百姓吃飽飯的帝王,便是頂好的賢君,這般功績,的確難得。”

“可‘賢君’的光環再亮,也不該遮住他奪權時的血雨腥風;史書的稱頌再盛,也不該藏起他為了帝位,殺兄、屠弟、屠戮親侄,還納了兄嫂、弟媳的往事——更不該把他的兄長李建成,塑造成‘昏庸無能、嫉賢妒能’的反麵,徹底抹煞李建成的真實功績!”黃蓉話鋒陡然一轉,語氣沉了幾分,每個字都像砸在案幾上,震得眾人耳膜發響,“諸位隻知‘貞觀之治’,隻知李建成‘害李世民’,可知道李建成從不是史書裡寫的‘草包太子’?知道他為唐朝開國、穩定關中,做了多少實打實的事?知道李元吉曾勸李建成先殺李世民,而李建成始終未從?知道李世民的龍椅,是踩著兄長的仁心與鮮血,才坐穩的?”

“什麼?!”這話像驚雷炸在廳內,利州知府猛地抬手按在案幾上,指節都泛了白;老鄉紳更是張大了嘴,捋著胡須的手直接僵在半空——不僅唐太宗有“血債”、李建成有“功績”,連四皇子李元吉,竟還勸過殺李世民,而李建成沒同意?這徹底顛覆了眾人從小到大聽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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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蓉先緩了緩語氣,先為李建成正名,連帶著說清李元吉與他的分歧,字字皆有依據:“要講玄武門之變,先得說清李建成的真實模樣,也得說清他與李元吉的不同。李淵在太原起兵反隋時,李世民領兵在外征戰,而李建成,便擔起了‘守根本、穩後方’的重任——關中是唐朝的根基,長安是都城,若後方不穩,李世民在外打得再凶,也沒用,這份擔子,全壓在李建成身上。

他剛到長安,便著手整頓軍紀,那時唐軍初入都城,有些士卒趁機劫掠百姓,李建成當即下令‘凡劫掠者,立斬不赦’,還親自帶著親兵巡查街巷,把劫掠的士卒當場處置,短短幾日便穩住了長安秩序,百姓也從‘怕唐軍’變成了‘信唐軍’。後來李淵登基,立李建成為太子,他更是把‘穩關中、安民生’當成首要事:隋末戰亂後,關中田地荒蕪,他便推行‘勸農令’,親自帶著官員去田間巡查,教百姓耕種之法,還減免關中賦稅三年,讓流離的百姓紛紛返鄉種田;那時關中常有盜匪作亂,他又親自領兵清剿,不是一味殺戮,而是對願意歸降的盜匪,分給田地、教他們謀生,短短一年,關中便‘盜匪絕跡、百姓安居’——若沒有李建成守住後方,穩住關中的糧餉與民心,李世民在外征戰,哪來的糧草補給?哪來的安穩後方可退?

再說軍功,李建成也絕非‘毫無戰功’。武德二年,劉武周勾結突厥,攻占河東,逼近關中,當時李世民正領兵在隴西平亂,無法回援,是李建成主動請戰,帶著大軍北上。他知道突厥騎兵驍勇,便避開正麵硬拚,轉而截斷劉武周的糧道,再派輕騎襲擾其軍營,待劉武周軍隊糧草耗儘、軍心渙散,才率軍出擊,一舉擊潰敵軍,收複了河東重鎮——這一戰,保住了關中的北大門,若河東失守,突厥與劉武周聯軍便可直逼長安,唐朝剛開國便要麵臨亡國之危,這份軍功,難道不比一場局部征戰更重要?

至於兄弟間的權力之爭,李建成也並非‘一心害李世民’,甚至比李元吉更重‘親情’。史書記載,李元吉性子急躁狠辣,見李世民軍功漸盛、威望日高,多次在李建成麵前勸他‘先下手為強’:一次是李世民平定洛陽後,李元吉私下找李建成,說‘秦王功高蓋主,日後必成後患,不如趁他回長安,設宴請客,在酒中下毒除了他’;還有一次,李元吉提議‘調秦王去守邊疆,待他離京後,再派人半路截殺,對外隻說意外身亡’。

可李建成每次都拒絕了,他對李元吉說‘秦王是我親弟,又為大唐征戰有功,若我殺了他,便是手足相殘,不僅對不起父親,也對不起天下百姓,更會讓大唐根基動搖’。後來李淵也察覺兄弟間的間隙,想把李世民封到洛陽,讓兄弟二人各守一方,李元吉又勸李建成‘絕不能讓秦王去洛陽,一旦他有了封地與兵權,便是養虎為患,到時再想除他,就難了’,可李建成還是沒聽,反倒覺得‘各守一方,能避爭端,是好事’——兩人雖因‘太子之位’有政見分歧,有權力之爭,可李建成始終念及‘兄弟親情’,不願痛下殺手,而李元吉雖站在他這邊,卻比他狠絕得多,可史書為了抹黑李建成,故意把李元吉的‘勸殺’,說成是‘李建成與李元吉合謀’,把李建成的‘仁心’,扭曲成了‘假意隱忍、伺機下手’,何其不公!

更彆說史書記載的李建成‘下毒、調兵’,細查《舊唐書》的原始史料,隻提‘太子與秦王有隙’,沒提‘下毒’的具體細節;至於調走李世民的將士,也並非‘害他’,而是當時唐朝初定,各地仍有戰亂,李建成作為太子,需統籌全國兵力,調兵是為了鎮守各地,並非針對李世民。反倒有記載,李建成曾多次在李淵麵前為李世民說話,說他‘征戰有功,當賞不當罰’,甚至勸李淵‘秦王有雄才,可委以重任,不必疑他’——這樣的人,怎會是‘昏庸嫉賢,必除李世民而後快’的惡人?

可李世民登基後,為了證明自己‘奪權有理’,便命人修改《起居注》,把李建成的功績儘數抹煞:提他守關中,隻說‘太子居守長安,無所作為’;提他平河東,隻說‘太子僥幸取勝,全靠將士拚命’;把李元吉的‘勸殺’,算在李建成頭上,還編造‘下毒’‘謀反’的罪名,把李建成塑造成‘昏庸、暴虐、嫉賢妒能’的反麵角色,讓後世隻知‘李世民殺兄是自保’,不知‘李建成本是仁賢太子,還曾放過李世民一命’——這便是勝利者書寫史書的狠,不僅要奪對方的命,還要毀對方的名,連對方的‘仁心’,都要扭曲成‘偽善’!”

說清李建成的真實情況與李元吉的分歧,黃蓉才再揭李世民的血債,語氣更添幾分沉重:“理清了這些,再看玄武門之變,便更清楚其中的殘酷與不公。隋末天下大亂,李淵起兵反隋,打下大半天下的,李世民功勞確實大,可李建成守後方、穩根基、念親情的功與仁,也絕不比他小。論軍功,兩人各有側重;論仁賢,李建成甚至更勝一籌。可按‘嫡長子繼承製’,太子之位終究給了李建成,而李世民不願等、不願讓,更不願念及兄弟情,終究動了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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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天還沒亮,他便帶著長孫無忌、尉遲恭這些心腹,埋伏在長安城的玄武門——這是李建成、李元吉進宮見李淵的必經之路。待兩人騎馬過來,李世民親自拉弓搭箭,一箭射穿了李建成的喉嚨,李建成當場從馬上摔下來,沒了氣息;李元吉慌了,轉身就逃,尉遲恭提著馬槊追上去,一刀斬了他的首級,還把兩人的頭挑在槊上,在宮門前示眾,震懾東宮與齊王府的人。

事情到這還沒結束!最狠的,是他為了‘斬草除根’,竟下了一道死命令:李建成有五個兒子,最大的不過十四歲,最小的才三歲;李元吉也有五個兒子,年紀更小,有的還在繈褓裡,連話都說不利索——這十個親侄,他一個都沒放過,儘數處死!李淵得知消息後,親自跑到李世民麵前,老淚縱橫地求情:‘都是李家血脈,哪怕貶為庶民、流放邊疆也好,留他們一條命吧!’可李世民根本不聽,最終還是眼睜睜看著十個孫輩丟了性命。李淵心灰意冷,沒過多久便主動傳位給李世民,自己躲在太極宮當太上皇,從此再也不過問朝政——這便是玄武門之變的真相,不是史書裡輕描淡寫的‘誅太子、齊王,定社稷之亂’,是實打實的‘殺兄屠弟、屠戮親侄’,是踩著兄長的仁心、功績與親族的鮮血,奪來的帝位!

更讓人不齒的,是他違背倫理綱常的舉動——不僅納了兄長李建成的妻子鄭氏,還納了弟弟李元吉的妻子楊氏。《新唐書》《舊唐書》裡都藏著隱晦記載:李建成死後,鄭氏‘入掖庭’,後來為李世民生了一個女兒,封了歸德縣主;李元吉死後,楊氏也被納入後宮,李世民甚至一度想立她為後,隻因魏徵極力勸阻‘陛下若立楊氏,便是亂倫,恐遭天下非議’,才作罷。

按古時倫理,兄嫂如母、弟媳如妹,納兄嫂、弟媳為妃,本就是天大的亂倫之事,可史書為了維護他‘賢君’的形象,刻意淡化——提鄭氏隻說‘入掖庭’,提楊氏隻說‘事太宗’,絕口不提‘納兄嫂’‘納弟媳’的不堪,還把李建成的‘仁賢’抹成‘昏庸’、把李元吉的‘勸殺’算在李建成頭上,讓後世隻知他‘納諫如流’,不知他也曾為了私欲與權力,拋卻親情、違背倫理、篡改史書。”

青衫學子臉色慘白,嘴唇哆嗦著,卻仍強撐著爭辯:“可……可魏徵那般直言,甚至說‘陛下若不戒奢,恐步隋煬之後塵’,唐太宗都沒治他的罪,還稱他為‘鏡’,這難道不算‘君臣相得’?而且李元吉都勸李建成殺他了,李建成就算這次沒從,日後也難免會動殺心啊!李世民若不先動手,日後登基,也會被他們所殺!他後來開創了貞觀之治,救了天下百姓,那些血債、那些篡改史書的事,難道不能因功績抵消嗎?”

“好太多,不代表‘無差’;‘容諫’,也不代表‘平等’!”黃蓉先回應他關於“君臣相得”的疑問,語氣篤定又透徹,“咱們先說說這份‘納諫’的底色——魏徵敢言,一是他本身有膽識,二是唐太宗需要‘賢君’的名聲。那時玄武門之變剛過,天下人都在議論他‘手足相殘、奪權不正’,他急需靠‘納諫’‘愛民’,來扭轉天下人的看法,來穩住大唐的根基。

魏徵曾是李建成的謀臣,李世民不殺他,反倒重用他,甚至容他直言,一來是惜才,二來更是做給天下人看:‘我連前太子的謀士都能容,還能容不下天下人的諫言?’可你看武丁與傅說,武丁請傅說,是因為傅說有治國之才,不管他是奴隸還是貴族;兩人同坐議事,傅說反駁武丁‘速戰速決’的想法,從不是‘看武丁臉色’,武丁聽諫,也從不是‘為了名聲’——是真的覺得‘傅說說得對,能讓商朝變強,能讓百姓安居’,沒有半點‘君賜臣敢言’的施舍意味。

再看周公與成王,成王親政後,周公說‘君失德,臣當諫’,從不是‘求成王容我諫’,而是‘我為天下,為大周,必須諫’;成王聽周公說自己‘舉措不妥’,也從不是‘我是君主,給你麵子才聽’,而是‘仲父說得有理,我當改之’——那時的君臣,沒有‘誰求誰’‘誰賜誰’的分彆,隻有‘為了同一件事,說真話、做實事’的同心,這才是‘坐而論道’的本心,唐太宗的‘納諫’,終究少了這份平等與純粹。”

隨後,她再直擊“功績抵消”與“自保”的辯解,語氣愈發犀利:“至於‘日後會動殺心’,不過是李世民為自己奪權找的借口!李建成若真有殺心,李元吉勸了他兩次,他怎會次次拒絕?若他真怕,大可像李建成那樣,憑功績與仁心爭民心、爭朝臣支持,而非直接動刀殺兄、屠侄!

‘功績抵消’更是荒唐!他開創貞觀之治,讓百姓吃飽飯,該讚;李建成守關中、平河東、念親情,為唐朝開國穩根基、存仁心,該還公道;李元吉勸殺雖狠,卻也不該讓李建成替他背“合謀”的黑鍋;李世民殺兄屠弟、屠戮親侄,是骨肉相殘的狠,該罵;他篡改史書、抹黑兄長,是掩蓋真相的偽,該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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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他後來做了好事,便把他的狠與偽抹得乾乾淨淨,更不能讓李建成的功績與仁心、李元吉的單獨勸殺,永遠埋在史書的抹黑裡。就像商紂王拓土該還公道、過錯也該提,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都是“功過並存”的人,而非“非黑即白”的符號;那些被勝利者扭曲的細節,也不該永遠被掩蓋,他們的真實模樣,也該被世人知道。

若隻看勝利者的讚歌,不看被抹黑者的真相,那史書便成了“權力的工具”,不是記錄是非的“史筆”;天下人讀這樣的史,怎會懂“辨真”?怎會知道,即便再賢明的帝王,也有陰暗麵;即便被罵成“昏庸”的人,也可能藏著未被知曉的功績與仁心?

這話讓青衫學子徹底啞口無言,廳內靜了片刻,老鄉紳才緩緩開口,語氣裡滿是複雜與悵然:“原來……原來李建成這麼仁心,還曾拒絕殺李世民,唐太宗的‘納諫’裡,竟還有‘君賜敢言’的底色,老夫活了六十多載,竟今日才知道這些真相。先前隻當李建成是‘嫉賢妒能的昏太子’,唐太宗是‘完美賢君’,真是……真是被史書騙了一輩子啊!”

黃蓉神色稍緩,語氣也平和了些:“我今日說這些,不是要把李世民罵成‘暴君’,也不是要把李建成捧成‘完美太子’,更不是要為李元吉的‘勸殺’辯解,隻是想讓諸位再懂一層理——讀曆史,既要看到勝利者的功績,也要看到他們的陰暗;既要看到被抹黑者的‘惡名’,也要探究他們的真實;既要分清每個人的選擇,也不把一人的過錯強加給他人;更要辨清‘真傳統’與‘假教條’,像武丁傅說、周公成王的‘同心論理’是真傳統,董仲舒‘君為臣綱’、唐太宗‘君賜納諫’裡的等級與施舍,便是假教條。

接下來,咱們索性把話拉得更遠些——上至三皇五帝,下到徽欽二帝,把曆代被捧上天的‘明君’一一扒去虛飾,也給那些被罵了千年的‘有名昏君’還些公道。不管是漢高祖、漢武帝、隋文帝,還是曹操、劉備、唐高宗,亦或是被說‘荒淫’的漢成帝、‘愛玩’的唐穆宗、‘亡國’的隋煬帝,還有被斥‘牝雞司晨’的武則天,咱們不憑標簽論人,隻憑史實說話,看看‘明君’的光環下藏著多少狠辣,‘昏君’的罵名裡埋著多少冤屈。等把這些帝王的功過辨透了,諸位便再也不會被‘明君’‘昏君’的刻板說法困住,讀史辨真,才算真正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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