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單元門前，回頭看了眼那輛還沒開走的車。車燈映著關毅的臉，他沒動，也沒再說話。我轉身走進樓道，腳步很輕，但每一步都像踩在心上。
包裡的記事本一直貼著手臂，我能感覺到它的存在。一進屋，我就把門反鎖了，順手拉開窗簾的一角，望下去。他的車還在原地，燈光安靜地亮著，像在等什麼。
我沒開大燈，隻擰亮了沙發邊的小台燈。桌子上有半杯涼水，是昨天留下的。我把包放在桌上，慢慢拉開拉鏈，取出信封。照片還在裡麵，邊緣已經有點折痕。我把它攤開在桌麵上，盯著那個女人的手——指甲塗著淡粉色，不是現在流行的亮色，是很舊的那種顏色，像是二十年前會用的。
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發燒，有人用涼毛巾敷我的額頭。她的手伸過來的時候，我看到她指甲也是這種顏色。那時候我以為那是養母，可現在想，養母從不塗指甲油。
手機在包裡震動了一下，屏幕亮起，是淩晨兩點的鬨鐘提醒。我設的，怕自己睡太死。我把鬨鐘關掉，坐下來，打開筆記本電腦。搜索欄裡輸入“旗袍女人老房子”，結果跳出來一堆影視劇截圖和旅遊照。我又試了“九十年代初旗袍家庭合影”，還是沒什麼相關的內容。
我合上電腦，伸手去摸桌上的水杯。指尖剛碰到杯壁，門鈴響了。
我愣住。
這個時間，不會是快遞，也不會是鄰居。我走到門邊，從貓眼裡往外看。走廊空著，沒人。我等了幾秒，又聽到了一聲輕響，像是紙張被塞進門縫的聲音。
我迅速打開門。
地上躺著一張a4紙，對折著。我彎腰撿起來，關門，背靠在門板上打開它。紙上打印了一行字：“彆查了，對你沒好處。”
沒有署名，也沒有聯係方式。
我盯著那句話看了很久，然後把它揉成一團，扔進了垃圾桶。轉身回到桌前，把原來的那張照片收進抽屜最底層，隻留下複印件擺在外麵。
天快亮時，雨落了下來。
我睡了不到三個小時，醒來時頭很沉。洗漱完，換了件簡單的衣服，把記事本和複印件塞進包裡。出門前最後看了一眼那扇窗。街道濕漉漉的，路燈還亮著，對麵樓的窗戶大多黑著。
我下樓，在小區門口買了杯熱豆漿。老板娘笑著說：“這麼早出門啊？”
我說：“有點事要辦。”
走了一段路，我拐進地鐵站。車廂裡人不多，我在角落的位置坐下，手一直按著包。到站後換乘公交，又走了十分鐘，才在一個老街區停下。這裡的房子低矮，牆麵斑駁，有些門麵改成了小店，有些還掛著幾十年前的招牌。
我走進一家雜貨鋪，櫃台後麵坐著個老頭，正在看報紙。我問他：“您在這條街住了多久？”
他抬頭看了我一眼：“四十多年了。”
“那您有沒有見過一個穿旗袍的女人？大概二十多年前，住在附近？”
他皺眉想了想：“穿旗袍的……倒是有個，住在巷子儘頭那棟紅磚樓。後來搬走了，聽說女兒送人了，她精神出了問題，整天念叨名字。”
我的心跳了一下：“她叫什麼名字？”
老人搖搖頭：“記不清了。隻記得她總在院子裡種一種花，葉子很大，開花是白色的，晚上特彆香。”
我猛地站起來。那種花……我在照片背景裡見過。
“那棟樓現在還有人住嗎？”
“早拆了一半，剩下幾戶也快搬了。”
我道謝離開，腳步加快。走到巷口時，手機響了。是關毅。
我沒有接。
他發來一條消息：“你去哪兒了？昨晚的事，我們需要談談。”
我看著那條字，手指懸在屏幕上，最終沒有回複。往前走了幾步，抬頭看見那棟紅磚樓。牆皮脫落得厲害，窗戶碎了幾塊，院門歪斜地掛著。
我推開門進去。
院子裡荒草叢生，但角落確實有一叢植物，葉子寬大，莖乾粗壯。我蹲下身，伸手碰了碰葉片。這時候，一陣風刮過，帶來一絲極淡的香氣。
就是這個味道。
我掏出手機，拍了幾張照片。正準備離開時，聽見屋裡傳來動靜，像是有人在裡麵翻東西。我站起身，朝門口走去。
屋裡的人似乎也察覺到了外麵的動靜，動作停了一下。
我沒有喊，也沒有跑。隻是慢慢往後退，直到退出院子，重新站到街上。心跳很快，但我握緊了包帶，強迫自己走得平穩。
轉過街角，我找了個便利店，進去買了瓶水。坐在窗邊的高腳凳上，打開包，拿出記事本。翻到最後一頁空白處，寫下幾個字：“紅磚樓，白花，母親曾住此處。”
筆尖頓了頓，我又加了一句：“她不是汪璿。”
手機又震了一下。這次是未接來電提示，關毅打了兩次。我關掉聲音，把手機塞回包裡。
雨還在下，不大，但持續不斷。街上的行人撐著傘匆匆走過，車輛駛過積水發出嘩啦聲。我坐了一會兒，喝了口水，起身準備離開。
推開玻璃門時，風把一張傳單吹到了我腳邊。我低頭看了一眼，彎腰撿起來。是附近社區服務中心的通知，上麵印著一行小字：“老住戶檔案登記正在進行中，持有舊房證或親屬證明者可前來查詢曆史記錄。”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後把傳單折好，放進記事本裡夾著。
我知道接下來該去哪裡了。
走出便利店五十米，我停下腳步，從包裡拿出筆，在傳單背麵寫下一個地址——正是紅磚樓的門牌號。寫完後，我看了一眼前方十字路口。
一輛黑色轎車緩緩駛過，車窗tinted，看不清裡麵的人。
我站在原地沒動，直到那輛車消失在雨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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