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關毅發完消息後，手機就沒停過。
記者的采訪請求一條接一條跳出來，有電話，有短信，還有公司轉來的正式函件。關毅坐在桌邊翻著名單，抬頭看我一眼，“你想見誰？”
我說不知道。
他合上文件夾，“彆怕說錯話，你隻要不說假話就行。”
發布會定在下周，時間一公布，媒體立刻圍了上來。第二天一早，公司樓下已經站了好幾個扛著攝像機的人。我從側門進去，聽見外麵有人喊我的名字，聲音疊著聲音。
第一次公開回應是在一間小會議室裡。隻有三家媒體獲準進入，攝像機架在角落，燈光打在我麵前的桌上。關毅坐在我斜後方，沒說話，隻是點頭示意我可以開始。
有個女記者先開口，問我這段時間去了哪裡。
我說在學唱歌。
她笑了下，“很多人都說你消失了，擔心你撐不下去。”
我搖頭，“我沒消失，我在重新認識自己唱的歌。”
又有人問起家庭的事，提到汪璿和薑衛國他們是不是還在支持我。我頓了一下，想起那幾封信，還有保溫桶裡的湯。
我說他們一直都在。
話出口後，屋裡安靜了幾秒。那個年紀稍大的男記者低頭記了點什麼，再抬頭時語氣變了，“你現在怎麼看自己這個身份？不隻是歌手，也是很多人關注的對象。”
我想了很久才回答：“以前我覺得隻要唱得好就夠了。現在發現，彆人聽你唱歌，也會看你做了什麼。”
采訪結束後，關毅遞給我一份資料。是山區兒童音樂教室的項目書，頁麵上有孩子們的照片，有的抱著舊吉他，有的站在操場上學發聲。
他說：“你可以選一個地方去。”
我指著其中一頁，“就這裡吧。”
幾天後我跟著團隊出發。車開進山裡，路越來越窄。教室不大，牆皮有些脫落，但黑板擦得很乾淨。我帶了兩台錄音設備，還有一堆小喇叭。
第一節課教的是呼吸。
孩子們坐成一圈，我讓他們把手放在肚子上，感受氣流進出。一個小女孩總是搶拍，聲音斷斷續續。我蹲到她旁邊，跟她一起數節奏。
她說：“老師，我怕唱不好。”
我說：“沒人規定一定要唱得多好才能唱歌。你想唱，就可以張嘴。”
我們錄了一段合唱。設備簡陋，背景還有風聲，但他們唱得很用力。我把視頻剪短，加上一行字發了出去：“今天教了六個孩子發聲，他們教會我什麼叫不怕難。”
晚上回到住處，手機震動不停。評論比預想的多，大部分說的是沒想到我真的去了。
也有人說我是作秀。
有個帖子傳得很快，標題寫著“借公益洗白家庭醜聞”。我看完沒刪，也沒回。第二天照樣出現在教室，帶著新買的口琴。
第三天采訪時，主持人提起網上的聲音，問我有沒有壓力。
我說有。
他愣了下，大概以為我會否認。
我繼續說：“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信。但我去做這件事，也不是為了讓他們信我。我隻是覺得，如果有一個孩子因為這間教室敢站上舞台，那就值得。”
攝像機對著我，燈光照得眼睛有點酸。我沒避開鏡頭，把話說完。
後來那期節目播出時，這段被單獨剪成片段，在熱搜掛了兩天。有學校聯係項目組，說願意捐樂器。也有音樂老師報名來做誌願者。
我看到消息那天，正準備去另一個村子。
路上接到關毅電話，說有幾個品牌想找我合作，出價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