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村裡待了一周。拍新教室的落成儀式，拍圖書室裡孩子們讀書的樣子，拍老人們學用智能手機跟在外打工的子女視頻。也拍依然存在的問題——年輕老師留不住，醫療條件還是差，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沒人疏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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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傳回北京，秦朗帶著剪輯師連夜趕工。一周後，一部四十分鐘的紀錄片《默河·新生》上線了，免費發布在視頻網站上。
片子開頭就打出字幕：“回應所有質疑”。然後鏡頭從一年前的破敗校舍，慢慢搖到如今的新教學樓。趙春梅對著鏡頭說：“我們不怕被人看見窮，怕的是被人看見了，卻沒人伸手。”
片子最後，那個聾啞女孩用手語說：“我想當老師，教像我一樣的孩子。”字幕翻譯出來時，很多觀眾哭了。
輿論反轉了。之前罵周子昂的大v悄悄刪了微博，幾家官媒轉發了紀錄片，標題是：“記錄真實，是為了改變真實”。
新浪潮那邊暫時沒了動靜。但夏知微知道，這隻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果然，兩周後，《啞光》續集的籌備會上，秦朗接了個電話，臉色變了。
“投資方撤了，”他放下手機，“說題材敏感，風險太大。”
“哪家？”陸雲問。
“三家都撤了。理由都一樣——‘政策風險’。”秦朗冷笑，“肯定是新浪潮打了招呼。”
《啞光》續集講的是地下樂隊成名後的故事，確實涉及行業黑幕、資本操控，比第一部更尖銳。沒有投資，這片子就拍不成。
夏知微翻著李澤宇給的文件袋，忽然停在一頁上：“秦導，如果我們換個思路呢？不找傳統的影視投資，找品牌合作。”
“什麼品牌會投這種片子？”
“獨立音樂設備品牌、潮牌、甚至...酒品牌。”夏知微眼睛亮了，“《啞光》第一部在年輕人裡口碑很好，續集可以做成‘青年文化品牌聯名’。我們不賣版權，賣的是文化影響力。”
這個想法很冒險，但值得一試。夏知微開始四處拜訪品牌方。大部分都婉拒了，直到她見到一個國產吉他品牌的老板。
老板姓方，四十多歲，曾經也是個搖滾青年，後來做實業發了家。他看完《啞光》，當場拍板：“我投！但有個條件——電影裡用的吉他必須是我們品牌的。”
“還有，”方老板補充，“我要真實的植入。不要那種硬邦邦的廣告，要劇情合理。比如主角的吉他壞了，修的時候特寫我們的ogo；比如他們窮得吃不起飯，但抱著吉他說‘這個不能賣’。”
夏知微笑了：“方總，您這比我們還懂電影。”
“因為我也窮過，”方老板點了根煙，“九十年代我在北京組樂隊，最慘的時候一天吃一頓饅頭。但我那把吉他，真沒賣。現在我有錢了，就想支持還有這種傻勁兒的年輕人。”
靠著方老板的投資，再加上幾個小眾潮牌的讚助，《啞光》續集勉強湊夠了啟動資金。開機前夜，夏知微在微博發了張照片——劇本封麵，上麵寫著：《啞光2：聲囂》。
配文：“也許聲音很小，但總要有人喊出來。”
這條微博被轉發了五萬次。約翰·卡維爾在下麵評論了一句英文：“gooduck.祝你好運）”看不出是真心還是嘲諷。
開機第三天，新浪潮的反擊來了。
這次不是針對項目，是針對人。一組夏知微的“黑料”在網上流傳——有她在酒吧演出的照片配文：夜店駐唱出身，能有什麼好貨），有她大學時和男生勾肩搭背的合影配文：私生活混亂），甚至還有偽造的聊天記錄，顯示她“收錢抹黑同行”。
最毒的一招是：有人扒出夏知微的父親曾因經濟問題入獄，在她十歲時病死在獄中。這個話題被刷上熱搜：夏知微父親是罪犯。
“這是要毀了你。”秦朗看著那些惡評，手在抖。
夏知微卻很平靜。她關掉手機，繼續看監視器：“秦導，這條過了，準備下一條。”
“你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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