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我因為換工作，在市中心老巷子裡租了間一樓的出租屋。那巷子叫“槐樹巷”，巷口有棵三人合抱的老槐樹，枝葉遮天蔽日，即便正午，巷子裡也總飄著股陰涼的潮氣。
我的出租屋在巷子最裡頭，門牌是17號。房東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姓趙，說話時總愛用手帕擦嘴角，遞給我鑰匙時反複叮囑：“姑娘，這屋晚上要是聽見敲門聲，先從貓眼看，不是熟人千萬彆開，尤其是後半夜。”
我當時以為是老人謹慎，笑著應下，沒多想。直到住進去的第五天，才明白趙老太的話不是多餘的提醒。
出租屋是老房子改的，一室一廳，家具都是上了年頭的舊貨：掉漆的衣櫃、瘸腿的木桌、彈簧外露的沙發。最讓我在意的是臥室的門——那是扇木門，門中間嵌著塊模糊的玻璃，玻璃上方有個巴掌大的貓眼，貓眼邊緣的油漆已經剝落，露出裡麵暗黃色的木頭。
搬進去前三天很平靜，直到周四晚上。那天我加班到十一點，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槐樹巷。巷子裡沒路燈，隻有老槐樹上掛著個忽明忽暗的燈泡，光線勉強能照見腳下的路。
剛走到17號門口，就聽見屋裡傳來“咚、咚、咚”的敲門聲——不是從門外敲，是從屋裡往門外敲，聲音悶得像有人用拳頭砸門。
我心裡一緊，鑰匙捏在手裡直冒汗。出門時我明明反鎖了門，屋裡不可能有人。我貼著門聽，敲門聲停了，取而代之的是“窸窸窣窣”的聲音，像是有人在屋裡拖東西。
“誰在裡麵？”我壯著膽子喊了一聲，沒人應。我透過貓眼往裡看，貓眼外麵蒙著層灰，加上屋裡沒開燈，隻能看見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清。
就在這時，屋裡又傳來“咚”的一聲，這次聲音更近了，像是有人走到了門後。我嚇得後退一步，轉身就往巷口跑，正好撞見趙老太提著個菜籃子回來。
“姑娘，咋了？”趙老太看見我臉色發白，趕緊拉住我。
我指著17號屋，話都說不利索：“裡、裡麵有聲音，還有敲門聲，從屋裡往外敲的！”
趙老太的臉色沉了下來，她從兜裡掏出個銅製的小鈴鐺，輕輕晃了晃，“叮鈴”一聲脆響，屋裡的聲音突然停了。她拉著我往她住的1號屋走：“先去我那兒坐會兒，我跟你說個事兒。”
到了趙老太家，她給我倒了杯熱水，才慢慢開口：“這17號以前住過一對小夫妻，男的是貨車司機，女的在家待業。三年前冬天，男的出車時出了車禍，沒了。女的受不了打擊，就在17號的臥室裡上吊了，當時她就是用繩子拴在門後的掛鉤上，腳底下踢翻了凳子，那‘咚’的一聲，就是凳子倒在地上的聲音。”
我手裡的杯子晃了一下，熱水灑在手上都沒察覺：“那敲門聲……”
“是她的手碰在門上的聲音。”趙老太歎了口氣，“她死後，這屋空了大半年，後來租給過兩個年輕人，都沒住滿一個月就走了，都說晚上聽見敲門聲和拖東西的聲音。我找人來看過，說她是舍不得走，還在找她男人。”
“那您之前怎麼不跟我說？”我聲音發顫。
“我怕說了沒人敢租。”趙老太擦了擦嘴角，“不過你彆擔心，她沒害過人，就是可憐。我那銅鈴鐺是我老伴兒留下的，能鎮住點東西，剛才晃了晃，她應該就躲起來了。”
那天晚上我在趙老太家湊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趙老太找了個懂行的師傅來17號屋。師傅在臥室門後貼了張黃符，又在屋裡燒了些紙錢，嘴裡念念有詞。燒完紙錢後，師傅說：“她就是執念太深，知道她男人回不來，慢慢就會走的。你們平時多跟她念叨念叨，讓她放心，彆總惦記著。”
從那以後，我每天回到家，都會對著空屋子說幾句話：“我回來了，今天外麵挺熱的，你在這兒還好嗎？”“我買了新的蠟燭，要是你怕黑，我就點一支放在桌上。”
奇怪的是，自從我開始跟她“說話”，就再也沒聽見敲門聲和拖東西的聲音。有時候晚上我在客廳看電視，會隱約覺得臥室門口站著個人，但轉頭看過去，又什麼都沒有。
有一次我感冒了，躺在床上渾身發冷，迷迷糊糊中感覺有人給我蓋了蓋被子。我睜開眼，看見臥室門口有個模糊的影子，穿著白色的衣服，身形很瘦小。我沒害怕，反而輕聲說：“謝謝你啊，你也多穿點，彆著涼了。”
影子愣了一下，慢慢消失了。
我在17號住了半年，直到換了更好的工作，要搬到郊區去。搬走那天，我特意買了束白菊，放在臥室門後——就是當年她上吊的那個掛鉤下麵。我對著空氣說：“我要走了，以後會有人來住，他們都會好好待你的。你也彆總在這兒等了，去該去的地方吧，你男人肯定也希望你好好的。”
說完，我聽見屋裡傳來一聲很輕的“嗯”，像是女人的聲音，又像是風吹過窗戶的聲音。
我鎖上門，最後看了一眼17號。巷口的老槐樹下，趙老太站在那裡，手裡拿著那個銅鈴鐺，衝我揮了揮手。陽光穿過樹葉的縫隙，灑在17號的門牌號上，那數字好像比平時亮了些。
後來我再也沒去過槐樹巷，但偶爾會想起那個穿白衣服的影子。或許有些離開的人，不是不想走，隻是還沒放下心裡的執念。而我們能做的，就是給他們一點溫暖，讓他們知道，有人記得他們，有人希望他們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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