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的碧波載著漕船駛入江南東路的腹心——江寧府。六朝金粉之地,文氣氤氳,卻也門戶森嚴。
穗安與妙善在此駐足,一麵經營江寧分部,編織區域網絡;一麵將腳步更深地踏入府城之外的鄉野阡陌。
借由當地支持者的引薦,穗安得以踏入一些相對開明的士紳府邸或雅集。
茶香氤氳間,她謹慎地拋出話題:言及清雲商行以利養慈幼、濟安之善舉,提及女塾中聰慧女子、濟安堂中乾練女醫的作為。
有老儒拍案而起:“荒謬!商賈末流,安敢言善?銅臭玷汙聖賢之道!女子無才便是德,拋頭露麵,成何體統!”
拂袖而去者亦有之。
亦有中年士紳撚須沉吟:“真人所述慈幼濟世之舉,確為仁心。然商賈之力,終非王道。女子或可習些醫理女紅持家,涉足商事、拋頭行醫,恐非良策。”
少數年輕士子或家中亦有才女的士紳,眼中閃過認同:“商通有無,若能惠及黎庶,亦合聖人之‘仁’。女子若真有其能,埋沒閨閣,豈不可惜?清雲女醫活人無數,此非大善?”
雖不敢高聲,卻悄悄記下清雲書鋪地址,欲購其啟蒙讀物。
每一次交鋒,無論激烈斥責還是溫和質疑,都如磨刀石,砥礪著穗安的理念。
她開始更係統地提煉自己的思想核心:“天工開物”以富國裕民是基礎,“商養善”是可行路徑,“男女並力”是釋放被禁錮的力量。
她在辯論中引用的不再是空洞教條,而是清雲實實在在的成果——慈幼院收容的孤兒、女塾學生的進步、濟安堂救治的百姓、新農具帶來的增產。
在江寧府下的鄉間,她們看到清雲推廣的改良水車在灌溉田野,聽到村婦們閒聊著女塾裡女兒新識的字。
一位曾得濟安堂女醫救治的老農,對穗安千恩萬謝:“要不是那位娘子大夫,老漢這條腿就廢了,家裡可咋活!”
這些最底層的回響,是“商養善”、“男女並濟”最樸素的注腳,比任何高堂辯論都更有力。
離開江寧,溯贛江而上,進入江南西路,首站便是路治洪州府。
此地文風鼎盛,更因是周敦頤曾活動區域,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對“天理”、“心性”、“綱常”更為敏感和熱衷的氣息。
洪州府學,一場由當地大儒主持的講會。穗安受邀,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向“義利之辨”、“男女尊卑”、“格物窮理”。
白發大儒引經據典,痛陳“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斥商賈為“蠹蟲”,清雲以商養善是以利亂義,混淆根本。
更嚴厲抨擊牝雞司晨,言女子行醫經商、習武健體是陰陽顛倒,禍亂綱常。強調格物隻為致知,而非開物逐利。
穗安從容應對,其言已非江寧時的試探,而是初具鋒芒:
“民無粟米則饑,無布帛則寒。商通有無,使物儘其用,民得其利,此非大義乎?
清雲取商賈之利,活孤幼之命,愈百姓之疾,興女子之學,利在其中,義亦彰然!豈能因噎廢食,空談仁義而坐視民困?”
“天生萬物,各稟其性。女子亦是人子,有聰慧可讀書,有仁心可行醫,有勇毅可護道,有力行可持家興業。
禁錮其才,如折鳥翼,非仁也,乃天下之損!觀清雲女醫,活人萬千,其功其德,可遜於隻知誦讀《女誡》之人?”
“格竹七日,可明竹之理否?不如觀匠人製器,知竹可成舟、成紙、成屋。天理非懸空之物,必在百姓日用之中。明其理,製其器,利其生,富其國,方為真‘致知’。”
辯論激烈異常。穗安以清雲實踐為矛,以民生疾苦為盾,言辭犀利,邏輯清晰,數次令對手語塞,贏得部分年輕士子和旁聽民眾,尤其受惠於清雲者的暗暗喝彩。
然而,理學根基深厚,綱常名教如鐵幕,大儒們堅守祖宗成法、聖賢之道,斥其離經叛道、惑亂人心。
雙方引經據典,誰也未能徹底說服對方。互有勝負,思想陣地犬牙交錯。
辯論的餘波在洪州城內外擴散。
守舊者視穗安為洪水猛獸,告誡子弟遠離清雲書鋪。開明者或受清雲實惠者,則對其理念心生好奇甚至認同。
在鄉間,新式農具的推廣遇到了一些來自“讀書人”家庭的阻力,但普通農戶更看重實效。
穗安與妙善依舊深入底層。她們在洪州分部強化培訓,特彆強調在理學氛圍濃厚的地區,濟安堂、女塾、慈幼院更要做出無可指摘的成績,用事實說話。
同時,傳播理念需更講究策略,注重從解決實際困難入手,潛移默化。
江南東路溫和或激烈的反饋,江南西路洪州府學那場沒有硝煙卻驚心動魄的交鋒,如同烈火與寒冰的淬煉。
穗安的思想,在碰撞中愈發清晰、堅定、係統化,核心更凝聚。天工開物、義利統一、男女並力、民為邦本,成為穗安思想不可動搖的四大支柱。
她不再回避與主流思想的衝突,敢於在理學重鎮亮劍,以實踐為武器,以民生為訴求,直指理學空談心性、壓抑人性、脫離實際的弊端。
洪州的交鋒讓她深知,撼動根深蒂固的思想絕非易事。理學如同初春的藤蔓,雖未成參天大樹,卻已悄然蔓延。洪州,隻是思想鋒芒初試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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