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的碧波載著漕船駛入江南東路的腹心——江寧府。六朝金粉之地，文氣氤氳，卻也門戶森嚴。
穗安與妙善在此駐足，一麵經營江寧分部，編織區域網絡；一麵將腳步更深地踏入府城之外的鄉野阡陌。
借由當地支持者的引薦，穗安得以踏入一些相對開明的士紳府邸或雅集。
茶香氤氳間，她謹慎地拋出話題：言及清雲商行以利養慈幼、濟安之善舉，提及女塾中聰慧女子、濟安堂中乾練女醫的作為。
有老儒拍案而起：“荒謬！商賈末流，安敢言善？銅臭玷汙聖賢之道！女子無才便是德，拋頭露麵，成何體統！”
拂袖而去者亦有之。
亦有中年士紳撚須沉吟：“真人所述慈幼濟世之舉，確為仁心。然商賈之力，終非王道。女子或可習些醫理女紅持家，涉足商事、拋頭行醫，恐非良策。”
少數年輕士子或家中亦有才女的士紳，眼中閃過認同：“商通有無，若能惠及黎庶，亦合聖人之‘仁’。女子若真有其能，埋沒閨閣，豈不可惜？清雲女醫活人無數，此非大善？”
雖不敢高聲，卻悄悄記下清雲書鋪地址，欲購其啟蒙讀物。
每一次交鋒，無論激烈斥責還是溫和質疑，都如磨刀石，砥礪著穗安的理念。
她開始更係統地提煉自己的思想核心：“天工開物”以富國裕民是基礎，“商養善”是可行路徑，“男女並力”是釋放被禁錮的力量。
她在辯論中引用的不再是空洞教條，而是清雲實實在在的成果——慈幼院收容的孤兒、女塾學生的進步、濟安堂救治的百姓、新農具帶來的增產。
在江寧府下的鄉間，她們看到清雲推廣的改良水車在灌溉田野，聽到村婦們閒聊著女塾裡女兒新識的字。
一位曾得濟安堂女醫救治的老農，對穗安千恩萬謝：“要不是那位娘子大夫，老漢這條腿就廢了，家裡可咋活！”
這些最底層的回響，是“商養善”、“男女並濟”最樸素的注腳，比任何高堂辯論都更有力。
離開江寧，溯贛江而上，進入江南西路，首站便是路治洪州府。
此地文風鼎盛，更因是周敦頤曾活動區域，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對“天理”、“心性”、“綱常”更為敏感和熱衷的氣息。
洪州府學，一場由當地大儒主持的講會。穗安受邀，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向“義利之辨”、“男女尊卑”、“格物窮理”。
白發大儒引經據典，痛陳“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斥商賈為“蠹蟲”，清雲以商養善是以利亂義，混淆根本。
更嚴厲抨擊牝雞司晨，言女子行醫經商、習武健體是陰陽顛倒，禍亂綱常。強調格物隻為致知，而非開物逐利。
穗安從容應對，其言已非江寧時的試探，而是初具鋒芒：
“民無粟米則饑，無布帛則寒。商通有無，使物儘其用，民得其利，此非大義乎？
清雲取商賈之利，活孤幼之命，愈百姓之疾，興女子之學，利在其中，義亦彰然！豈能因噎廢食，空談仁義而坐視民困？”
“天生萬物，各稟其性。女子亦是人子，有聰慧可讀書，有仁心可行醫，有勇毅可護道，有力行可持家興業。
禁錮其才，如折鳥翼，非仁也，乃天下之損！觀清雲女醫，活人萬千，其功其德，可遜於隻知誦讀《女誡》之人？”
“格竹七日，可明竹之理否？不如觀匠人製器，知竹可成舟、成紙、成屋。天理非懸空之物，必在百姓日用之中。明其理，製其器，利其生，富其國，方為真‘致知’。”
辯論激烈異常。穗安以清雲實踐為矛，以民生疾苦為盾，言辭犀利，邏輯清晰，數次令對手語塞，贏得部分年輕士子和旁聽民眾，尤其受惠於清雲者的暗暗喝彩。
然而，理學根基深厚，綱常名教如鐵幕，大儒們堅守祖宗成法、聖賢之道，斥其離經叛道、惑亂人心。
雙方引經據典，誰也未能徹底說服對方。互有勝負，思想陣地犬牙交錯。
辯論的餘波在洪州城內外擴散。
守舊者視穗安為洪水猛獸，告誡子弟遠離清雲書鋪。開明者或受清雲實惠者，則對其理念心生好奇甚至認同。
在鄉間，新式農具的推廣遇到了一些來自“讀書人”家庭的阻力，但普通農戶更看重實效。
穗安與妙善依舊深入底層。她們在洪州分部強化培訓，特彆強調在理學氛圍濃厚的地區，濟安堂、女塾、慈幼院更要做出無可指摘的成績，用事實說話。
同時，傳播理念需更講究策略，注重從解決實際困難入手，潛移默化。
江南東路溫和或激烈的反饋，江南西路洪州府學那場沒有硝煙卻驚心動魄的交鋒，如同烈火與寒冰的淬煉。
穗安的思想，在碰撞中愈發清晰、堅定、係統化，核心更凝聚。天工開物、義利統一、男女並力、民為邦本，成為穗安思想不可動搖的四大支柱。
她不再回避與主流思想的衝突，敢於在理學重鎮亮劍，以實踐為武器，以民生為訴求，直指理學空談心性、壓抑人性、脫離實際的弊端。
洪州的交鋒讓她深知，撼動根深蒂固的思想絕非易事。理學如同初春的藤蔓，雖未成參天大樹，卻已悄然蔓延。洪州，隻是思想鋒芒初試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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