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公司與其說是一個企業，不如說是“遠征”係統在農業領域的觸角延伸。
原本土地上的安南農民，無論是自耕農還是前地主，一律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僅在完成公司下達的生產指標後，可以獲得固定的“複興盾”工資和勉強糊口的口糧配給。
他們從獨立的農民，變成了農業公司的“合同工”，被編入一個個生產大隊，在嚴厲的監管下進行勞動。
根據地提供了經過命運科技實驗室基因編輯優化的“超稻”種子。
這種水稻具有驚人的抗逆性抗旱、抗澇、抗常見病害和高產特性，單位麵積產量遠超舊時代的任何品種。
同時，海量的化肥、以及成千上萬架農業無人機被調集至紅河三角洲。
整個紅河三角洲被劃分成網格，每一塊土地的數據都通過無人機和地麵傳感器，實時彙聚到“遠征”係統的農業管理子模塊中。
係統根據數據模型，自動生成最優的灌溉、施肥、施藥方案，並通過無人機編隊精準執行。
農業公司的管理層和核心技術員全部由根據地派遣人員擔任。收獲的糧食，在填飽本地“合同工”和臨時政府基本需求的肚子後。
絕大部分都被作為“戰略儲備”和“償付債券利息的實物資產”，通過武裝運輸隊，源源不斷地運回複興根據地。
紅河三角洲，這個昔日的“安南糧倉”，如今徹底變成了林禹戰爭機器和金融體係的“營養液輸送管”。
在這一係列組合拳下，安南臨時政府的權力性質和結構也在悄然發生著深刻的演變。
最初，阮文泰等人還試圖在某些非核心領域保留一些自主決策的影子。
但隨著根據地投資的湧入，特彆是“行政管理津貼”的發放，臨時政府的官僚體係迅速腐化並加深了對根據地的依賴。
他們很快發現，自己的“權力”並不來源於治理安南民眾的能力或民意支持，而是完全來源於能否讓根據地滿意，能否高效地配合完成資源掠奪和秩序維持的任務。
他們的角色，從最初或許還帶有一絲“曲線救國”幻想的政客，徹底淪為了依附於根據地龐大軀乾上的“買辦”階層。
他們的主要工作變成了：
協助鎮壓反抗，利用對本地情況的熟悉，幫助國家安全局和根據地駐軍甄彆定位、清剿抵抗組織。
維持表麵秩序，管理日益龐大的安南偽軍和警察隊伍，用於彈壓底層民眾的不滿和零星的抗議，
確保資源開采和農業生產不受乾擾。
充當緩衝層，所有來自根據地的苛刻命令、物資征調、勞工招募，都通過臨時政府的名義下達。
這使得安南民眾的怨氣首先指向了阮文泰政府，而非幕後的根據地，有效轉移了矛盾。
文化粉飾，按照根據地宣傳部門的要求，臨時政府控製的媒體開始大量宣揚“複興根據地無私援助”、“共同抗擊末世”“
在根據地幫助下恢複生產生活”等論調，極力淡化條約的不平等性，將根據地的掠奪描繪成“必要的合作”和“通往複興的唯一道路”。
國家安全局則隱身在幕後，通過“顧問團”和無處不在的特工網絡，牢牢掌控著大局。
他們允許甚至鼓勵臨時政府內部存在一些無關痛癢的派係鬥爭和腐敗，因為這有利於分而治之，防止其形成統一的對抗力量。
隻要阮文泰等人保持“忠誠”和“有用”，他們的些許貪腐和內部傾軋，在顧影疏看來，不過是維持統治的必要成本。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畸形的、高度依附性的買辦政府模型在安南逐漸固化。
這個政府的存在，不是為了安南的民族利益或民眾福祉，其核心功能隻有一個。
作為複興根據地高效汲取安南資源、維持地區控製、並承擔底層民眾怨恨的“白手套”和“減壓閥”。
在升龍府原市政廳，如今掛上了安南臨時救國政府和新成立的“紅河平原農業發展公司”兩塊牌子的建築裡，阮文泰坐在寬敞奢華的辦公室裡。
品嘗著根據地特供的綠茶，看著窗外正在被清理和重建的街道。
他知道自己背上了一個沉重的罵名，但他更清楚，離開了根據地的支持，他和他的家族瞬間就會被憤怒的民眾或其他軍閥撕碎。
他現在所能做的，就是緊緊抱住這根唯一能讓他活下去並享受權力的粗壯大腿，哪怕這意味著出賣故土的一切。
而在遙遠的複興根據地指揮中心，顧影疏看著屏幕上關於安南“農業豐收在望”、“礦業生產步入正軌”、“臨時政府有效維持秩序”的一係列綠色指標，嘴角掠過一絲冰冷的弧度。
讓步？那不過是給狗戴上的鑲鑽項圈，看似華麗，卻依舊牢牢攥在主人手中。
她要的，是整個中南半島，都變成複興根據地這台戰爭機器下，一個安靜而高效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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