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臨時救國政府的成立和那份《合作框架條約》的簽署，如同一塊巨石投入死水，在殘存的安南社會激起了劇烈而複雜的波瀾。
恐懼、屈辱、憤怒、絕望，以及一絲在絕境中看到生存希望的扭曲釋然，交織在每一個聽聞此消息的幸存者心中。
顧影疏和她所代表的國家安全局，深諳“權力需要平衡，更需要讓步”的法則。
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固然高效，但長期維持統治的成本過高，且容易催生持續不斷的抵抗火種。
因此，在確立了不可動搖的絕對優勢後，一套精密的“馴化”與“捆綁”機製開始運轉。
首先是對阮文泰為首的臨時政府官員階層進行“收買”與“賦能”。
國家安全局的代表，一位表情淡漠、眼神銳利的年輕官員，在條約簽署後的第一次高層會議上，
對著一眾心懷忐忑、又難掩對權力渴望的安南臨時政府官員，宣布了幾項“善意舉措”。
所有臨時政府部長級以上官員，及其直係親屬，將自動獲得“複興根據地友好人士”身份，享有與根據地中級官員同等的物資配給額度，包括但不限於優質糧食、安全飲用水、藥品、乃至少量的香煙和酒類。
這些在末世中堪稱奢侈品的物資。
同時，他們將入住經過加固和清潔、配備了獨立發電機和淨水係統的原政府高級官員宅邸或酒店套房，並配屬一支由經過審查的安南人組成的護衛隊。
更重要的是，條約中規定，所有在安南運營的、由根據地控股或指定的企業包括紅河平原農業發展公司、安南礦產開發總公司、海防港務集團等）。
其年度淨利潤的百分之五，將作為“行政管理津貼”和“地方發展基金”，撥付給安南臨時政府支配。
這筆巨款中的相當一部分，最終會以各種名目獎金、補貼、特殊經費流入阮文泰及其核心圈層的腰包。
這使得他們的個人利益，與根據地對安南的經濟掠奪深度綁定。
國家安全局“顧問團”雖然擁有對高級官員任命的否決權，但在實際操作中，對於中低級官員的任命，隻要不涉及關鍵部門，通常會尊重阮文泰的提名。
這給了阮文泰一定的培植親信鞏固個人權力的空間，讓他感覺自己並非完全的傀儡，至少能在自己的“小朝廷”裡行使部分“君權”。
這種有限的權力滋味，如同毒品，會讓人逐漸沉迷並產生依賴。
臨時政府核心成員及其家族，享有有限的司法豁免權，除非犯下“嚴重危害複興根據地利益及駐軍安全”的罪行。
否則不受根據地軍事法庭的直接審判但國家安全局依然擁有隨時進行“調查”和“約談”的權力）。
這為他們提供了一層保護傘，使其可以相對“安心”地為自己謀取利益。
這些讓步和賄賂，效果立竿見影。
阮文泰等人最初簽署條約時的那一絲不安和羞恥感，迅速被實實在在的權力享受和物質滿足所衝淡。
他們開始主動為根據地的政策辯護，彈壓內部不同的聲音，並積極配合國家安全局的各種要求。
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的地位、財富乃至生命安全，都已與根據地牢牢捆綁。
反對根據地，就是反對他們自己的榮華富貴。
同時，為了給這套掠奪體係披上合法性與“互利”的外衣，並真正激活安南的經濟潛力以服務於根據地，一個被宣傳機器冠以“安南複興計劃”的大規模投資計劃，也隨之啟動。
根據地的地質勘探團隊在軍隊護衛下，深入安南北部的山區和沿海大陸架，利用先進技術重新評估礦產資源。
很快，數個大型稀土礦、高品質煤礦、錫礦和鎢礦被確認並開始建設露天或井下開采設施。
原有的部分油田和氣田也在根據地工程團隊的努力下恢複生產。
這些資源開采出來後，大部分通過修複的鐵路和港口，直接運往桂柳、嶺南等工業基地，成為根據地工業引擎的“糧食”。
一些非核心的、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如紡織廠、鞋廠、農產品加工廠、簡單五金工具廠等，被鼓勵或直接投資設立在安南。
這些工廠利用安南相對低廉的勞動力，生產出的產品，一部分供應安南本地市場，更多的則作為“根據地製造”的商品，出口或者說返銷到複興根據地及其他受其控製的區域，賺取貢獻點或換取其他物資。
這使安南的工業體係從一開始就呈現出對根據地的深度依附性，缺乏自主的核心技術和完整的產業鏈。
為了保障資源運輸和軍隊調動的順暢，連接安南北部主要礦區、產糧區與港口、邊境的公路、鐵路和橋梁被優先修複和升級。
這些工程由根據地工程兵部隊主導，大量征用安南本地勞工，支付微薄工資或僅提供食物，既完成了戰略建設，也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失業問題，但本質上是為了更好地汲取安南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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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所有這些投資中，最具戰略意義、也最能體現顧影疏“精準控製”思想的，莫過於對紅河三角洲農業的改造。
根據條約，紅河三角洲核心區域的數百萬畝良田，被直接劃歸由“遠征”係統直屬的“紅河平原農業發展公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