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由皇帝親自導演的輿論風暴，自然引起了朝堂的密切關注。
司馬光、呂誨等持重老臣，對如此直白地宣揚武力、類比當下的做法深感不安。
他們能看出皇帝的意圖，卻難以公開反駁。因為皇帝援引的是正史，闡述的是事實。
他們最多隻能在私下或奏章中，強調“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告誡皇帝不要“矯枉過正”，但已無法從根本上否定這場大討論的正當性。
呂惠卿、曾布等新黨核心人物，則欣喜地看到皇帝為他們提供了如此強大的道義和理論武器。
他們紛紛撰文、講學，將當前的變法圖強與漢武帝的“掃除邊患、奠定強漢”直接類比，大聲疾呼“不變法，不足以圖存；不強兵，不足以立國”！他們將這場大討論引向對現實改革的支持，氣勢如虹。
許多中間派的官員和太學生，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曆史的教訓如此慘痛，現實的威脅又如此真切。
“苟安”的代價可能是亡國滅種，這個認知開始撼動他們固有的思想壁壘。儘管對變法的具體措施仍有疑慮，但在“必須自強”這個大方向上，共識正在悄然形成。
熙寧二年的這個正月，汴京城的空氣中，除了年節的煙火氣，更多了一股由曆史硝煙和現實憂思混合而成的、沉重而銳利的氣息。
趙頊站在宣德樓上，眺望著這座他立誌要守護的繁華帝都。他知道，這場認知革命才剛剛開始，遠未到收獲的時候。朝中的爭論不會停止，改革的阻力依然巨大。
但他成功地點燃了一把火。
一把用曆史真相作為燃料，以國家生存為號召的烈火。
這把火，燒掉了士大夫心中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這把火，照亮了帝國麵臨的嚴峻現實；
這把火，也為他的熙寧新政，奠定了一個更加廣泛、更加深刻的社會心理基礎。
“大宋，這天下……”趙頊在心中默念，
“朕無法選擇在一個承平時代做一個守成之君。既然命運將朕推到了這風口浪尖，朕便隻能效法漢武，做那個刮骨療毒、勵精圖治的人。這千古罵名，若有，便由朕一肩擔之吧！”
夜色中的汴京，燈火萬千。而年輕皇帝的心中，一個更加堅定、也更具挑戰的熙寧時代，正伴隨著這場精心策劃的輿論攻勢，隆隆開啟。
時值正月下旬，汴京關於“漢匈文明存續戰”的討論已臻白熱化。太學內爭辯不休，市井間議論紛紛。
就在這輿論的浪潮達到最高點時，監察禦史裡行謝景溫的一道奏疏，如同九天驚雷，直入大內，旋即被趙頊刻意地、全文刊載於《邸報》，瞬間傳遍整個京城。
這道奏疏沒有泛泛而談，開篇即直指核心：
“臣謝景溫昧死上言：近觀朝野熱議漢武之功過，多止於論史。臣竊以為，此乃舍本逐末！太史公著《史記》，非為述往，實為鑒今。今我朝積弊，較之孝武初年，猶有過之。
若不正視，恐非止邊患，實有社稷傾覆之危！請為陛下瀝陳當今三大死結！”
第一弊：冗兵之弊，猶勝漢初和親之恥！
奏疏的第一部分，就如同一把燒紅的尖刀，直接刺向帝國最沉重、最敏感的傷疤——軍隊。
“《史記》載，漢初困於匈奴，歲奉金帛，猶不免烽火照甘泉。然漢之屈辱，在於國勢未振。今我大宋之窘境，竟在於‘兵甲過多’！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臣請陛下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