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君子，沉潛經史，考鏡得失，其心在於為萬世開太平，此知之功，不可泯也。
然，若執此知以為足，坐論道而不起行，是猶持萬貫之錢契而餓死於廩粟之側，豈不悲夫？
另有君子，洞悉時弊，銳意更張，其誌在於解生民於倒懸，此行之勇，不可沒也。
然，若恃此勇以為足，貿然行而不返知，是猶無星秤尺而量江海之深廣，其不傾覆者，幾何？
對“知”派與“行”派，先肯定其價值，再指出其可能陷入的偏頗。這種不偏不倚、公允全麵的態度，足以讓雙方都感受到被理解，從而更容易接受文章後續的引導。
那“錢契餓死”與“無星量海”的比喻，更是犀利精準，入木三分。
在進行了充分的鋪墊與說理後，文章亮出了最核心的觀點——“辨誌”。）
故學者之要，首在“辨誌”，亦即“判心”。判其心之所向，何為蒼生耶，何為名利耶？
心若為公，則其知必求明徹，其行必求穩妥。
心若為私，則其知流於口耳，其行必歸於莽蕩。
真知，非記誦辭章之謂，乃事理當然之則，了然於胸，如痛癢之在己體。
真行，非蠻力強為之謂，乃此心良知發用於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之自然。
如此，則裁軍、科舉改製，莫非仁政之施為；
《通鑒》、《唐禮》，莫非事功之津梁。
又何有乎新舊之爭、知行之分？
這將辯論從形而上的哲學思辨，徹底拉回到了士人的道德初心與現實擔當。
隻要“心為蒼生”，則具體政策之爭不過是“實策之優劣”的技術性討論，而無關乎道德立場。
這為化解黨爭、凝聚共識提供了最高的哲學依據和道德前提。
文章最後，發出了充滿感召力的行動倡議。）
嗚呼！諸生！時局之艱，非坐談可解；聖學之奧，非空想可明。
願吾輩共勉：於讀書窮理時，即存關切世事之心；於臨政處事時，不忘反求本心之明。
可效範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誌，可慕胡瑗蘇湖“經義治事”之學。
或參議縣政，或考察河防，即事即學，即學即行。
使吾之所知，皆為民胞物與之實學；使吾之所行，皆為清明在躬之實功。
如此，則朝堂之上，所爭者為實策之優劣，而非意氣之短長。
則吾輩所學，方為明體達用之真儒業，而非割裂知行之口頭禪矣！
此文至此，戛然而止。
全文格局高遠，說理透徹，恩威並施，既有帝王的威嚴，又有師者的循循善誘。
它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條“明體達用”的士人新道路。
趙頊擲筆於案，長舒一口氣。李憲恭敬地將墨寶捧起，小心吹乾。
“陛下，此文……”
李憲聲音微顫，他被文章的氣魄與深理所震撼。
“頒下去。”
趙頊語氣淡然，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