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工業化的加速推進，粵城、鬆江等大城市的居民數量迅速增長。
短短三年間，粵城的人口由1846年的二十二萬，增長至1867年的四十三萬，幾乎翻了一倍。
鬆江也由原來的三十萬增長到現在的五十萬，新增人口超過二十萬。
如此迅猛的人口增長，使得城市變得愈發擁擠。
原有住房根本無法滿足需求，許多人隻能住在城郊，離工作地點很遠。
如果沒有合適的交通工具，通勤將變得極為不便。
而汽車與自行車的出現，有效緩解了這一問題，極大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出行狀況。
天朝的公交車票價並不高，一張車票隻需兩分錢。
對一個月收入三十元的普通工人來說，交通費用僅占工資的二十五分之一左右。
這個比例並不算高，大多數工人完全負擔得起。
而且公交車行駛平穩、速度快，幾公裡的路程七八分鐘就能到達，大大節省了通勤時間。
正因如此，這種公共交通工具在國內，尤其是大城市中廣受歡迎，各地訂單紛至遝來，一汽工廠幾乎應接不暇。
好在鬆江的二汽工廠已經逐步投產，緩解了一汽的生產壓力。
這也讓一汽能夠騰出更多精力，投入到其他類型的汽車研發和製造中去。
過去兩年，一汽共生產各類汽車約兩萬輛，其中公交車四千輛，私人轎車一萬兩千輛，貨車四千輛。
市場潛力最大的並非公交，而是私人轎車。
畢竟，有錢人通常不願和普通百姓擠在一輛車上。
但是他們自己也確實有出行的需求，因此，當一汽工廠推出首款麵向私人市場的轎車時，立刻引發了市場的強烈反響，銷量一路走高。
這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天朝近年來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各地的道路狀況得到了顯著提升，足以支持像小轎車這樣的交通工具通行。
此外，正府也采購了大量公務用車，分配給各級重要官員，為他們節省通勤時間、提升辦公效率提供了便利。
而在民間，官員們使用的東西，往往被視為身份與品質的象征。
因此，但凡手裡有些積蓄、又渴望提升社會地位的人，都會竭儘所能去擁有一輛屬於自己的轎車。
甚至由於需求太過旺盛，訂單積壓嚴重，工廠產能跟不上，隻能被迫實行限購政策。
這也進一步加劇了轎車的稀缺性。
自古以來，“物以稀為貴”就是不變的市場規律。
當一種商品數量有限，難以獲取，人們便會不惜代價，高價求購。
原本一輛轎車的定價是1萬元，可因為供應不足，硬生生被炒到了5萬元！
要知道，1萬元已經相當於一個普通人不吃不歇二十五年的收入，原本就不是個小數目。
而如今漲到五萬，普通百姓恐怕這輩子都難以企及！
也正因為如此昂貴，即便是正府機構，能夠配備公務車的，也隻是極少數高層領導。
而正是這種稀缺與高昂，讓轎車的價值不斷攀升，絲毫沒有回落的跡象。
天朝其實並不缺有錢人，遠比外界想象的多得多。
雖然土地改革中，不少地主被清算，但那些世代經商的商人卻毫發無傷，甚至不少地主本身也是商人出身。
他們雖然放棄了土地，但在商業上的根基仍在，財富依舊雄厚。
當汽車作為一種身份象征，被宣傳為“成功人士”與“上流階層”的標配時，這些有錢但缺乏社會地位的商人，便紛紛想方設法入手一輛，借此提升自己的社會形象。
正府其實早就察覺到有人在背後炒作汽車價格，但卻並沒有出手乾預的意思。
甚至林文還親自下令，要求一汽減少私人轎車的產量，維持一段時間內的供不應求局麵。
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從這些富商和地主手中多賺一筆！
隨著工藝的不斷改進，汽車的製造成本其實是在逐步下降的。
雖然目前一輛車的製造成本大約在六千元上下，售價定為一萬元，毛利潤為四成。
但隨著技術工人的熟練程度提升、生產工藝趨於成熟、產品不良率下降，成本也會大幅縮減。
未來，汽車的製造成本有望降到三千甚至兩千元，利潤則會飆升到七成甚至八成。
不過考慮到當前的社會平均收入水平，即使價格降下來，普通人也未必買得起。
所以在最初幾年，這種產品本就不是麵向大眾設計的，而是專門為那些有財力的富商地主準備的。
所以，產量必須控製！
每年生產五萬輛，以一萬元的價格賣出，遠不如每年生產一萬輛，按五萬元賣出的利潤豐厚。
因此，當市場價格被炒到五萬元之後，毛利潤一下子達到了驚人的900！這種暴利的局麵，皇帝自然希望儘可能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