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計劃，這兩個人會在配電室安裝短路裝置，然後悄悄離開。整個過程不超過三十分鐘。
但九點四十分，那兩個人還沒出來。
程鶴宇感到不對勁。他走到公用電話亭，投幣，撥打了一個北京本地的號碼。
“喂？”接電話的是錢景堯在北京的聯係人。
“電工出來了嗎？”
“還沒有。可能遇到點小麻煩，彆擔心，他們都是老手。”
“超過預定時間了，讓他們馬上撤。”程鶴宇的語氣堅決。
“好吧，我呼他們。”1992年，傳呼機是最快的聯絡方式。
程鶴宇掛斷電話，回到肯德基繼續觀察。十點，那兩個“電工”終於出來了，但步履匆忙，幾乎是小跑著離開。
就在這時，兩輛警用邊三輪摩托車駛到智恒通大樓門口，車上下來四名民警。保安迎上去，交談了一會兒，民警開始進入大樓。
程鶴宇的心沉了下去。警察來得太巧了，巧得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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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即離開肯德基，回到招待所房間，用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剛拉上旅行包的拉鏈，房門就被敲響了。
“誰？”程鶴宇的手悄悄伸進枕頭下，那裡有一把防身用的彈簧刀。
“服務員，送開水。”門外是個年輕的女聲。
程鶴宇鬆了口氣，打開門。門外站著的確實是招待所的服務員，推著送水車。但她身後，兩個穿著便衣的男人迅速閃入房間，關上了門。
“程鶴宇同誌，請跟我們走一趟。”為首的男人亮出證件——北京市公安局。
程鶴宇的大腦飛速運轉，公安是如何找到他的？除非...有人提前告密。
“我能問問為什麼嗎？”他儘量保持鎮定。
“到了局裡就知道了。”便衣警察的語氣不容商量。
在押往公安局的路上，程鶴宇一直在思考是誰出賣了他。錢景堯？不可能，這個計劃對錢景堯同樣重要。那麼隻剩下一種可能——譚笑七早就知道了整個計劃，並且將計就計。
審訊室裡，燈光刺眼。
“程鶴宇，知道為什麼請你來嗎？”審訊民警是個中年人，說話帶著濃重的北京口音。
“不知道。”程鶴宇推了推眼鏡，這是他的習慣動作，能幫助他思考。
“今天晚上九點到十點，你在哪裡？”
“在招待所房間休息。”
“有人能證明嗎？”
“沒有，我一個人。”
民警拿出一張照片，推到他麵前：“認識這兩個人嗎？”
照片上是那兩個“電工”的正麵照，顯然是在智恒通大樓內偷拍的。
“不認識。”程鶴宇麵不改色。
“他們可是認識你。”民警又拿出一份材料，“這兩個人是深圳警方通緝的在逃犯，涉嫌多起盜竊和破壞案件。他們交代，是受一個叫‘程工’的人指使，今晚要在智恒通公司安裝爆炸裝置。”
爆炸裝置？程鶴宇心中一凜。計劃裡明明是短路裝置，怎麼會變成爆炸裝置？除非...錢景堯瞞著他升級了計劃。
“我不明白您在說什麼。”程鶴宇堅持道。
審訊持續了四個小時，直到淩晨兩點。民警沒有得到想要的供詞，但根據現有證據，他們可以拘留程鶴宇二十四小時。
在拘留室冰冷的水泥床上，程鶴宇徹夜未眠。他想明白了整個陷阱：
譚笑七早就知道他們的計劃，但故意不阻止，反而暗中將短路裝置換成了爆炸物——或者更可能的是，錢景堯原本計劃的就是爆炸，隻是瞞著他。然後譚笑七報警，讓警察在事發前介入，人贓並獲。
這樣一來，錢景堯不僅無法破壞展會，反而會背上恐怖襲擊的罪名。1992年，正值改革開放關鍵期，政府對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打擊嚴厲，這個罪名足以讓錢景堯萬劫不複。
而程鶴宇自己，則成了錢景堯的替罪羊。
天亮時，民警再次提審。這次，民警的態度有所緩和。
“程鶴宇，我們查了你的背景。你是上海交大畢業，曾經是國企技術骨乾，下海才2年。”民警點了支煙，“你這樣的人，為什麼要卷入這種事？”
程鶴宇沉默。
“有個情況你可能不知道。”民警壓低聲音，“昨晚我們抓人的時候，在附近胡同裡還發現了另一個人，身上帶著照相機和望遠鏡，好像在監視什麼。我們控製他後，他交代是受雇於一個姓譚的老板，任務是確保‘計劃順利進行’。”
程鶴宇猛地抬頭。
“你明白了嗎？你和你背後的錢景堯，都被人算計了。”民警彈了彈煙灰，“現在給你一個機會，配合我們調查，戴罪立功。否則，爆炸未遂這個罪名，在1992年最少判十年。”
程鶴宇閉上眼睛。他想起了錢景堯在電話裡平靜的聲音：“意外總是難免的...”，想起了譚笑七那張永遠冷靜的臉，想起了自己本該在國企安穩工作卻被迫下海的二年...
“我需要時間考慮。”他最終說。
“給你到中午。展會十點開始，十二點前我們要有結論。”
民警離開後，程鶴宇坐在審訊室裡，感受著北京秋日清晨透過鐵窗灑進的陽光。這是一個選擇，也是一個轉折。無論他選擇哪一邊，都不會有完美的結局。
但他忽然想起大學時讀過的一句話：“在曆史的轉折點上，個人的選擇往往微不足道，卻又至關重要。”
1992年，中國的轉折之年。而他，程鶴宇，也站在了自己的轉折點上。
牆上的時鐘指向八點三十分。距離德國代表團到達智恒通展會，還有一個半小時。
程鶴宇深吸一口氣，敲響了鐵門：“同誌，我考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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