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之年，川南。
天剛破曉，薄霧如紗，籠罩著峨眉山腳的“周力為滑杆店”。木屋簷下，兩盞紅燈籠尚未摘下，青石階上已有七八名山工蹲坐，抽著旱煙，脊背彎如弓，腳上草鞋磨得發白——那是日複一日踏山磨出的痕跡，腳底的老繭早比鞋底還厚三分。
他們是“滑杆山工”——靠兩根竹杠、兩根麻繩、一副肩膀，把客人從山腳抬到山頂，或從一個鎮子送到另一個鎮子。一趟短途半日，長途三五日，日曬雨淋，腳底血泡疊血泡。滑杆是兩根青竹綁成的長椅，鋪著舊棉墊，客人坐上，山工前後彎腰，如負山而行。
店堂中央，一張木桌，一盞油燈。女掌櫃周力為正在翻賬本。她身著素布旗袍，眉目清冷，袖中藏著蛇骨匕——這是她從上海灘帶回來的命根子，也是這亂世裡唯一的底氣。
“周姐！”一名山工走進來，抹著汗，“北坡道上有人看見‘黑鴉幫’的影子，扛槍的，七八個。”
周力為抬眼：“人呢？”
“跑了。滑杆扔在半道，空手回來的。”
她合上賬本，輕聲說：“停運。北坡今日不接客。”
山工們沉默點頭，沒人吵鬨。他們知道，避，是活命的第一條規矩。川南山區匪患與散兵交織，稍有不慎便可能丟了性命。
周力為滑杆店，是這些山工的命脈。
它不是客棧，卻收留他們過夜；不是飯館，卻賒米給他們煮粥；不是行會，卻是他們唯一的“靠山”。那時重慶的轎行要收“份子錢”，周力為隻在每趟行程中抽一成銀角——短途三裡收五分，長途翻山收一毛，錢剛夠買油鹽、修滑杆、打點地方保長。
她記賬，也記人。誰有力氣走遠路，誰腳傷未愈，誰家裡有病母，她都清楚。客人來了按“先來先走”排班，遠途便多配挑夫中途接應。
“李老三！”她喊，“今日送張老爺上金頂，來回四十八裡，陪王二狗中途換肩。”
“是！”兩人應聲，扛起滑杆出門。
李老三，四十二歲，左肩有一道舊刀疤，是十年前被土匪砍的。他老家在樂山，妻子早亡，留下三個孩子：老大在藥鋪當學徒，老二跟著奶奶種田，老三體弱多病要喝羊奶。他拚命抬滑杆，就為換孩子一口奶。
王二狗，二十八歲，原名王德貴。老家在雅安山溝，老母癱瘓在床，全靠他每月寄錢買藥。他從不喝酒賭錢，回來就蹲在門檻數銅板：“娘，再有五趟，就能買‘天麻歸元散’了。”
老趙，五十六歲，曾是清末巡防營的兵。兒子在成都讀書時被強征入伍，去年死在台兒莊。他抬滑杆不為養家，隻為每月給兒子墳前燒香煙，往烈士祠捐銀元：“我兒死國事，我不能餓死給亡人丟臉。”
小石頭，十六歲，瘦得像竹竿。宜賓老家被潰兵燒毀，父母身亡妹妹被擄，餓昏時被周力為收留。他不說話，抬滑杆卻最賣力，每晚都偷偷哭著喊“娘”“妹”。
這些男人，肩上扛的不隻是客人，是家。
三日後，李老三空手而歸，臉上帶傷。
“碰上兵痞了。”他坐在門檻上發抖，“說是‘征用’，把我們當騾子使，抬了二十裡，連個銅板都沒給。”
“人沒事就好。”周力為遞上熱湯，“去後屋擦藥。”
“報官不？”有人問。
“報了。”她冷笑，“保長說‘軍務要緊，民夫該當’。屁話！他們搶人還說‘該當’？”
李老三低頭哭了：“我娃的奶錢……沒了。”
王二狗默默塞過兩個銀角，老趙摸出一塊銀元：“我多走一趟。”小石頭一句話不說，轉身去修摔斷的滑杆。
這就是他們的“互助”——不靠行會，不靠官府，隻靠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