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生滿地跑了，小嘴叭叭的，最先會喊的不是“爹”，是“娘”。
這也難怪，鮮兒走哪兒都帶著他，晚上也摟在懷裡睡。糧兒對這個兒子是喜歡的，看顧可以，但他自個兒還是個半大孩子心性，逗弄可以，真讓他看孩子，沒一會兒就嫌煩了。
糧兒的身子骨倒是長開了，加上家裡吃食不斷，有一個能乾的爹和管事兒的大媳婦，吃人的年代也是頓頓飽飯，身量比一般北方小夥都高了，肩膀寬了，力氣也足。
隻是那心思，還像蒙著一層薄霧，簡單，透亮，認死理。他就認鮮兒，鮮兒說的話，比張金貴和李氏都管用。
雜貨鋪裡搬貨、上架的體力活，漸漸落在了糧兒身上。鮮兒指哪兒，他打哪兒，從不問為什麼。一袋百十斤的糧食，他吭哧吭哧就能扛起來，走得穩穩當當。卸完貨，滿頭大汗地跑到鮮兒麵前，咧著嘴笑，像討賞的大狗。
“鮮兒，俺搬完了！”他依舊習慣這麼叫她，改不過口。
鮮兒會遞給他一碗晾好的水，順手用袖子給他擦擦額角的汗：“嗯，糧兒能乾。”
就這一句誇，能讓他美上半天，乾活更賣力氣。
張金貴和李氏看著，心裡是寬慰的。兒子雖不精明，但肯聽媳婦的話，有力氣，能頂門立戶了。這個家，靠著鮮兒裡外操持，靠著糧兒這把子力氣，總算是在這哈爾濱紮下了根，沒散。
鮮兒肩上的擔子，並沒因為糧兒能乾活就輕省多少。心裡那根弦，始終繃著。支持外麵抗日的線，還悄悄連著，隻是更隱蔽了。她不再親自去碰頭，錢和藥，都由糧兒去送。
她教糧兒：“有個叔叔，在江沿那邊等。你把這個布包給他，彆的啥也彆說，給了就回來。”她反複叮囑，“有人問，就說去給鋪子裡進貨。千萬記住，不能跟任何人說，爹娘也不能說。”
糧兒眨巴著眼，用力點頭：“嗯！鮮兒不讓說，俺誰也不說！”
他不懂這裡麵的凶險，隻知道鮮兒交代的事，一定要辦好。他力氣大，腳程快，揣著那沉甸甸的布包，穿街過巷，每次都把東西穩穩當當送到，再一口氣跑回來，氣喘籲籲地向鮮兒報告：“鮮兒，俺送到了！”
鮮兒看著他單純的眼睛，心裡又是欣慰，又是酸楚。這世道，竟要一個心思純淨如白紙的人，去沾染這些血腥危險。可她沒辦法，她不能親自去，張金貴年紀大了，膽子也變小，隻有糧兒，是她唯一能托付，也絕不會出賣她的人。
根生三歲那年冬天，格外冷。李氏的老咳嗽又犯了，夜裡咳得撕心裂肺。鋪子裡的生意也淡，眼看年關要過不去了。
一天晚上，鮮兒把家裡最後那點金首飾翻出來，放在小木匣裡，準備明天讓糧兒再去一趟。張金貴蹲在門口抽旱煙，煙霧繚繞，眉頭擰成了疙瘩。
“鮮兒，這年景……咱自家都快揭不開鍋了……”他聲音沉悶。
鮮兒沒看他，手指摩挲著冰涼的金屬：“爹，咱還能想法子。前線那些弟兄，缺了藥，就是等死。”
張金貴不說話了，隻是重重地歎了口氣。他知道勸不住，這個兒媳婦，主意正，心也善，就是這善心，有時候讓人提著腦袋過日子。
糧兒抱著已經睡著的根生，坐在炕沿邊，聽著爹娘說話，似懂非懂。他隻知道，鮮兒又要讓他去送東西了。他不怕跑腿，就怕鮮兒皺眉。
第二天，糧兒揣著那個裝著金首飾的小布包，又出了門。天陰著，像要下雪。鮮兒站在鋪子門口，望著他消失在街角的背影，心裡七上八下。
這一次，糧兒回來得比平時晚。鮮兒等得心焦，正要出去尋，才看見他跑回來，棉襖領子敞著，滿頭熱汗。
“咋才回來？”鮮兒趕緊把他拉進屋裡。
糧兒喘著氣，從懷裡掏出幾個還帶著體溫的烤紅薯，遞給鮮兒：“鮮兒，你吃！路上碰見賣烤紅薯的，俺用你給的零錢買的！”
鮮兒看著那幾個烤得焦黃的紅薯，再看看糧兒那邀功似的、純粹的笑容，一直懸著的心，猛地落回了實處。她接過紅薯，指尖感受到那一點溫熱。
“沒事就好。”她低聲說，把紅薯掰開，分給眼巴巴望著的根生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