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混康踐祚，並未如曆代帝王般改元易號，依舊沿用徽宗末年號，謂“承前啟後，不驚民望”。他亦不坐那高高在上的龍椅，不披繡金蟠龍的袞服，隻一身玄色常服，淡然步入紫宸殿。殿內陳設已然大變，龍椅撤去，換上了一張巨大的環形會議長桌。皇帝坐於首席，文武重臣分列兩側，如商議要事，而非朝拜君王。
“自今日始，常朝便如此例。”劉混康聲音平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意味，“諸位與朕，圍坐論政，省卻虛禮，但求實務。可稱‘早會’。”這番變革，起初令許多老臣不適，但見皇帝神色認真，也隻得漸漸習慣這前所未有的“坐而論道”。
首次早會，議題便是關乎釋門清淨與國計民生的重大改革——推行“度牒製度”。劉混康並非要滅佛，而是要將其納入有序管理，使其真正發揮教化人心、穩定社會之效，而非成為逃避賦役、兼並土地的淵藪。
“釋教慈悲，化導眾生，然若放任自流，泥沙俱下，非但不能弘法，反成社稷之累。”劉混康開門見山，“朕意推行‘度牒製’，以正本清源。”
他詳細闡釋了度牒製度的核心三步：
一曰“發牒”，官方壟斷資格。
“度牒，即為朝廷頒發之出家‘許可證’。”劉混康指尖在虛空中一點，一道金光凝聚成一份虛幻文牒模樣，上有姓名、籍貫、出家寺院等欄，“其上載明僧尼根腳，無此牒者，即為‘私度僧’，觸犯律法，一經查出，強製還俗，所在寺院亦受牽連。”此舉旨在將出家資格的最終審核權牢牢收歸中央，從源頭杜絕濫竽充數、藏汙納垢。
二曰“控量”，綁定財政與人口。
“僧尼免賦稅徭役，若數量失控，則損國用，耗民力。”劉混康目光掃過掌管財政的三司使，“故朝廷需按年份、地區，嚴格限定度牒發放數量，使之與國力、人口相協。”他頓了頓，提出一個更靈活的手段，“此外，度牒亦可作為‘有價證券’。遇荒年饑饉，國庫不繼時，可適量發售度牒，富戶為求子弟免役或積功德，必爭相購之，所得錢糧便可用於賑濟災民，充實府庫。此乃一石二鳥，既控製僧尼數量，又補充國家財政。”
三曰“管寺”，以牒定寺規。
“寺院僧尼數額，須與所持度牒數量嚴格對應，不得超編。”劉混康語氣轉嚴，“若有寺院私自容留無牒僧尼，或度牒與實有人數不符，主持、監院皆需追責，輕則罰沒，重則撤換，乃至查封寺院！”同時，朝廷將通過度牒的發放與核查，清晰掌握各寺院的僧尼名冊，進而核驗其田產、資財，“防止寺院借‘免稅’之名，行大肆兼並土地、隱匿人口之實，維護均平，穩固國本。”
此策一出，與會眾臣反應各異。儒臣多表讚同，認為此舉可抑製佛門過度膨脹，保證國家稅基與役源；部分與佛門往來密切或有信仰的官員，則麵露憂色，覺得此法過於嚴苛，恐傷及釋門元氣。
劉混康將眾人神色儘收眼底，淡然道：“此法非為壓製釋教，乃是為其劃定清晰邊界，使其在利國利民之前提下健康發展。真修行者，豈懼一紙文憑？心懷叵測者，正需此法以清門戶。度牒之製，如同堤壩，非為阻水，實為導水，使其奔流而不泛濫，滋養而不為害。”
他隨即下令，由政事堂會同禮部、祠部，即刻擬定《度牒管理條例》細則，擇地先行試點，待成效顯著，再推及全國。
早會散去，新政的種子已然播下。這“持證出家”的度牒製度，如同一張無形的大網，開始緩緩罩向大宋境內的萬千寺院。它不僅關乎釋門的未來，更深深牽動著國家的財政、社會的結構。劉混康以這種冷靜而務實的方式，展現了他作為“道士皇帝”獨特的統治手腕，其治國之路，注定將與任何前朝帝王迥然不同。朝野上下，皆在觀望，這前所未有的製度，將在這片土地上掀起怎樣的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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