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書忍不住道：“陛下，此乃個例...”
“個例？”劉混康從袖中取出一卷文書，“這是三司剛統計的數字：江南東路，七成農戶為佃戶；其中三成佃的是自家原本的田產。全國每年因債務被迫賣田者，約五萬戶——這還是個例嗎？”
他走回百官麵前，一字一頓：“現在朕再問一次：那些奏章裡口口聲聲要朝廷‘讓利’的‘民’，是這田埂上跪著的老人，還是奪了他田產、收他六成租子的‘田主’？”
秋風掠過稻田，掀起層層枯黃的波浪。
劉混康的聲音在風中顯得格外清晰：“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千年以來，多少讀書人將此句掛在嘴邊。可他們心中的‘民’，究竟是田間勞作的農夫，是坊中織布的工匠，是市集賣菜的小販——還是他們自己這個‘勞心者治人’的階層？”
他忽然指向遠處汴河上的漕運船：“你們看那些纖夫，赤膊拉纖，一步一叩首。若朝廷真要‘讓利於民’，是該減他們的稅，還是減那些坐擁漕運股份、在家中收分紅的士紳的稅？”
戶部尚書趙鼎終於跪倒：“臣...臣愚鈍！”
“你不是愚鈍。”劉混康扶起他，“你隻是太久沒下過田，沒進過織坊，沒看過纖夫背上的烙印。你們——”他的目光掃過所有大臣，“你們奏章裡寫‘民生疾苦’，寫的都是抽象的‘民’。可真正的民生，是具體的、有名有姓的、會餓會痛會死的人。”
太監適時呈上一摞新奏章。
“這是朕今晨批閱的。”劉混康隨手翻開一本，“杭州知府請撥三萬貫修西湖彆苑，說是‘與民同樂’。而同一日，杭州縣報：城西瓦舍區疫病蔓延，因無錢購藥，已死十七人。”
他又翻開一本：“泉州士紳聯名請朝廷放寬海貿管製，說是‘利國利民’。而泉州港的挑夫，每日搬運貨物六百斤，工錢僅夠買三升糙米。”
劉混康將奏章重重合上：“從今日起，凡奏章中出現‘民’字者，需附具體案例三人以上——姓甚名誰，住何處，以何為生，所請之策對其有何影響。若隻空談‘民生’‘民利’，一律駁回。”
百官嘩然。
“覺得苛責？”劉混康冷笑，“諸卿，你們讀聖賢書時，可曾想過——孔子周遊列國，是與國君論道多，還是與庶民交談多？孟子見梁惠王，開口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可他見農夫時，說的卻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的具體生計！”
他走回龍輦前，最後一次轉身：“回宮後，朕會下旨：凡五品以上官員，每年需在民間居住十日——不是巡察，不是探訪，是隱去身份，與民同住同勞。朕第一個去。”
龍輦啟動時，劉混康最後的聲音飄來：
“記住，坐在紫宸殿裡空談‘民’字最容易。難的是走到田埂上，認出那些泥汙滿麵的臉，原來也是‘民’的一部分——不，他們才是‘民’的大半。”
當夜，禦書房。
劉混康沒有批閱奏章，而是在畫一幅畫——簡陋的茅屋，佝僂的老農，枯黃的稻田。畫旁題了八個字：“民在田埂，不在奏章。”
太監輕聲稟報：“陛下，江南密報：周家餘黨聯絡十七家士紳，欲以‘清君側’之名...”
“讓他們聯絡。”劉混康沒有停筆，“正好一網打儘。”
“還有...澳洲來的商船帶回消息，維吉爾總督的自衛軍已初步成型，但各族裔仍有隔閡。”
劉混康筆尖一頓，一滴墨落在畫中稻田上，暈染開一片深色：“隔閡...總比汴京這些明明同文同種，卻將同胞視為螻蟻的‘士大夫’強。”
他放下筆，望向窗外明月：“傳旨給維吉爾：大宋第一批‘省官實邊’的官員，下月啟程赴澳。告訴他，這些人是在朝中談‘民’談得最好聽的——讓他們去澳洲，看看真正的多族之‘民’該如何共處。”
太監遲疑：“陛下，澳洲荒遠，恐無人願往...”
“會有人去的。”劉混康淡淡道，“今日朝上，已有三人眼神不同——李綱、趙鼎，還有那個一直沒說話的年輕翰林沈括。真正的士，聽得懂真話。”
他走到窗前，月光灑滿肩頭：“千年以來，‘民’字被士大夫壟斷了詮釋權。朕要做的，不過是把這字還給它本來的主人——那些在田裡、在坊中、在船上的，沉默的大多數。”
遠處傳來更鼓聲。
而在同一片月光下，澳洲的訓練場上，維吉爾正看著三百士兵圍坐篝火，輪流用各自語言講述祖輩的故事。紅石部落的傳說、閩南的山歌、羅馬的史詩、馬來的漁謠——破碎的片段交織，卻奇異地和鳴。
“或許，”尼祿輕聲說，“‘民’從來不是一個整體，而是無數具體生命的集合。承認這種破碎，才是建構的開始。”
維吉爾點頭，深紅真罡在體內緩緩流轉。這一次，他感受到的不是力量的湧動，而是某種更微妙的東西——仿佛那三百個不同的心跳，正通過這片土地，隱隱共鳴。
東西半球，兩個實驗場，在同一個夜晚思考著同一個問題。
隻是東方在刮骨療毒，剝離寄生在“民”字上的千年腐肉；西方在艱難縫合，試圖讓斷裂的碎片長成新肌。
而曆史將證明，真正能改變世界的，從來不是宏大的理論，而是某個皇帝走向田埂的腳步，或某個流亡總督在篝火旁的聆聽。
因為文明最深的變革，往往始於一個最簡單的認知：
那些被你稱為“民”的，首先是人——有血有肉，會痛會笑，與你我無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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