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的語速開始加快，聲音也變得有力，“克羅夫特先生聲稱格雷夫斯先生是幌子。但證據呢？三角洲墾荒公司提交的所有文件中，有任何一份能證明我的代理人在交易中受到了脅迫或欺詐嗎？沒有！相反，我們這裡有墾荒事務所負責這筆交易的辦事員先生在交易後寫給他兄弟的信件，”
他舉起一份信件，
“信中他明確表示，自己以一個極好的價格，賣掉了一片沒人要的爛泥塘，獲得了一大筆獎金，正準備去內華達州尋找新的機會。這聽起來像一個騙局嗎？”
克羅夫特臉色微變。
劉景仁乘勝追擊：“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法律的目的是什麼？《沼澤地法案》的目的是什麼？是讓土地被開墾，被利用，從而為加州創造財富！而我的當事人，格雷夫斯先生，和他雇傭的勞工們，用血汗將一片蚊蠅滋生的死亡沼澤，變成了兩萬六千英畝的黃金糧倉！他們實現了法案的最終目的！而原告，三角洲墾荒公司，他們又做了什麼？據我所知，他們購買土地到現在已經五年多，他們開墾夠三千英畝土地了嗎？他們坐享其成，在經濟危機時，試圖用卑劣的法律伎倆，搶奪彆人辛勤勞作的果實！法官大人，如果這就是加州的正義，那麼正義已經死了！”
他的聲音在法庭裡回響。
旁聽席竊竊私語。
法官敲響了法槌，宣布休庭。
儘管他依舊偏袒原告，但卡洛的辯護，已經成功地將這場官司從一場簡單的地權案，變成了一場關於法律精神和勞動價值的公開辯論。
陳九知道，這僅僅是個開始。
從他這張麵孔坐上法庭那一刻，法庭就已經變成了隱形的審判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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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
巴塞將一份報紙狠狠地摔在辦公桌上。
頭版上，是關於法庭辯論的報道，雖然措辭依舊偏向白人，但卻也引述了卡洛的部分觀點，甚至有讀者來信登報，質疑三角洲墾荒公司的動機。
“那個該死的小子，居然把我們拖進了泥潭。”
克羅夫特站在他對麵，臉色同樣難看。“法官雖然向著我們，但輿論開始變得複雜。我們必須加快進度。”
“那就執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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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對著自己的秘書咆哮道，“立刻！馬上！我要讓那片農場變成一座孤島！以墾荒聯合體的身份，聯係鐵路公司的朋友，讓鐵路公司拒絕他們的貨運訂單。一粒米都彆想運出來！”
秘書臉色很難看，小聲辯駁了一句，“這恐怕很難，還有，我不覺得他們想要對外出售。”
“你知道的，以他們的勞工規模，這些糧食多半是要留著自己吃。”
“這是態度，態度懂嗎？！”
“還有供應商，”
他補充道，眼神陰狠，
“去告訴薩克拉門托所有的種子商、農具店，誰敢賣東西給那群中國佬，誰就是我們所有墾荒公司的敵人！”
秘書默默記下了這一條，實際上，這種封鎖早就開始了，但事實證明沒什麼用，那個農場的主人，背後有自己的渠道。
更何況，現在大家都缺錢，誰還在乎他們這些瀕臨破產的公司？
“輿論上也要加大火力！”
巴塞站了起來，踱著步，“花錢！收買《薩克拉門托聯合報》的編輯！我要每天都看到攻擊他們的文章！就叫他們黃禍農場！說他們肮臟、帶菌、是幫派據點，威脅著我們白人的生存！我要讓整個加州都相信，他們是必須被切除的毒瘤！”
他停下來，喘著粗氣，
“當他們種不出，運不走，賣不掉，又被所有人唾棄的時候，我再看看那個卡洛，還能用什麼來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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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外國人土地法》，明確禁止“無資格成為公民的外國人”擁有土地。墾荒聯合體雇傭的律師團隊夜以繼日地調查格雷夫斯名下每一筆交易記錄，和他曾經的經曆。
尋找任何蛛絲馬跡，證明他不過是華人利益的“稻草人”。
他們向薩克拉門托高等法院不斷提起，要求州政府依據“警察權”對這片土地進行“充公”，理由是該土地的實際控製者違反了土地法，對加州的公共福祉構成了威脅。
卡洛帶著一群聖佛朗西斯科的精英律師忙得焦頭爛額。
巴塞的公司和盟友們，擁有薩克拉門托河沿岸的大量土地。
他們依據加州法律中曆史悠久的“河岸權”，主張自己擁有優先使用流經土地的自然水流的權利。
而陳九的農場，是通過新挖運河引水，屬於法律上優先級較低的“占用權”。
克羅夫特的團隊據此向法院申請禁令，要求立刻停止陳九農場的引水行為，聲稱其“非法截流、汙染水源”，損害了下遊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權益。
這場官司徹底陷入了拉鋸戰。
法庭之外，報紙上在收到了巴塞等人努力擠出來的“友誼”之後，開啟了罵戰。
報紙連篇累牘地刊登文章，渲染華人利用“苦力”進行不正當競爭，將導致白人農場破產的經濟威脅論；他們編造華人生活習慣肮臟、汙染水源、可能引發瘟疫的衛生威脅論；更陰險的是，他們暗示農場是華人幫派的據點，私藏武器，是社會安定的巨大隱患。
報紙上甚至出現了由著名漫畫家繪製的種族主義漫畫：一個拖著長辮、麵目猙獰的“約翰中國佬”，正貪婪地將整個薩克拉門托河穀吸入他的鴉片煙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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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克雷恩是一個典型的西部記者，精明、憤世嫉俗，對金錢和爆炸性新聞有著同樣的熱愛。
當劉景仁找到他，並遞給他一個沉甸甸的錢袋時，他毫不猶豫地答應去農場看一看。
他本以為會看到一個像《聯合報》上描述的那樣，肮臟、混亂、充滿苦力的營地。
但他看到的是一個規劃得井井有條的社區。
道路整潔，房屋儼然，甚至還有高效的蒸汽泵和一些簡潔有效的水車，工具運轉。
他看到了學校，孩子們在裡麵朗讀。
他看到了診所，穿著怪異的清國醫生在為工人檢查身體。
他甚至看到了一個公共澡堂和完善的排汙係統。
最讓他震驚的，是農場的賬本。
劉景仁向他展示了一些農場技術工人的薪水，高於在鐵路上做工的白人，甚至不低於一些白人農場的高級工程師。
更不要提那個他有些理解不了的勞動券製度，甚至他還認出了一個東海岸大名鼎鼎的學者在田地裡跟著一起乾活。
“這就是《聯合報》寫的黃禍農場？”
克雷恩喃喃自語，他知道自己挖到了金礦。
幾天後，《薩克拉門托蜜蜂報》刊登了一篇由克雷恩撰寫的長篇紀實報道，
標題是：《沼澤地上的奇跡，還是我們眼中的毒瘤？——親曆河穀墾荒公司的農場》。
文章用詳實的筆觸，描繪了一個與《聯合報》宣傳截然相反的世界。
他對比了河穀墾荒公司農場的衛生條件和薩克拉門托某些白人貧民窟的肮臟，對比了農場工人的收入和鐵路公司的“苦力”工資，最後，他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當我們指責他們不正當競爭時，我們是否應該反思，為何我們的效率如此低下？當我們汙蔑他們肮臟時，我們是否敢於正視自己城市中的汙穢？那些華工，用雙手將一片不毛之地變成了加州的糧倉，他們是建設者，不是威脅。或許，真正的黃禍，不是這些勤勞的清國人，而是某些人心中那無法遏製的貪婪和種族偏見。”
這篇文章像一顆炸彈，在薩克拉門托引起了軒然大波。
《聯合報》立刻發表社論，攻擊克雷恩是“收了清國人黑錢的無恥文人”，
並刊登了一篇由所謂“衛生專家”撰寫的文章，危言聳聽地宣稱，華人的生活習慣必然會導致大規模瘟疫的爆發。
劉景仁則以格雷夫斯的名義，在《蜜蜂報》上買下整個版麵，發表了一封公開信。
信中，他沒有憤怒地反駁，而是以一種謙卑而堅定的姿態，邀請薩克拉門托的市政衛生官員、商會代表以及任何“心存疑慮的公民”，隨時可以前來農場參觀、檢查。
“事實勝於雄辯。”
信的結尾寫道，“我們腳下的土地，和我的工人們流下的汗水，將是最好的證明。”
一場圍繞著真相和謊言的輿論戰，在兩家報紙上激烈地展開。
薩克拉門托的市民們，每天都在爭論、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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