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必丹製度，這個荷蘭人用來“以華製華”的工具，在危機時刻，露出了它的真麵目。
張士輝不再是受人尊敬的僑領，而是一個被槍頂著腦袋的、必須在同胞和自己的性命之間做出選擇的劊子手代理人。
他派出了自己所有的家丁和親信，在華人區內展開了一場瘋狂的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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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區內人人自危，告密與背叛，成了活下去的唯一法則。
曾經基於鄉情和宗族建立起來的脆弱信任，在死亡的威脅麵前，瞬間崩塌。
與此同時，“通行證製度”被以最嚴苛的方式執行著。
過去，華人若要離開居住的區域前往內陸經商或探親，隻需向殖民政府申請一張通行證。手續雖然繁瑣，但對於像張士輝這樣有頭有臉的商人來說，並非難事。
但現在，所有的通行證都被宣布作廢。
一張新的、由軍事管製部門簽發的特彆通行證，成了唯一合法的身份證明。而想要獲得這張通行證，條件苛刻到近乎不可能。
申請人必須提供至少三名荷蘭公民或高級彆殖民地官員的擔保，並詳細說明出行的每一個細節，接受反複的盤問和審查。
這等於徹底切斷了華人的商業活動和人身自由。
一位名叫林文祥的藥材商，他的老母親在鄉下的種植園病危，他心急如焚，拿著過去的關係網，四處求人，散儘家財，才勉強弄到一張為期三天的通行證。
當他走出華人區那如同地獄之門的關卡時，迎接他的，是荷蘭士兵毫不留情的搜身和盤問。他們將他的行李翻得底朝天，連他給母親帶的藥材都用刺刀一一捅開檢查。他被嗬斥著，像狗一樣趴在地上，接受著所有人的羞辱。
而這，僅僅是開始。在他前往鄉下的路上，每一個荷蘭人設立的哨卡，都是一次新的噩夢。他被反複盤查，被勒索錢財，甚至被無故毆打。
等他衣衫襤褸、遍體鱗傷地趕到母親身邊時，老人已經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當他失魂落魄地返回棉蘭時，因為超過了通行證規定的時限，他被當即逮捕，以“通匪嫌疑”的罪名投入了監獄，生死未卜。
荷蘭人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集體懲罰，這種將整個華人社群視為敵人的偏執做法，正在產生他們始料未及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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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
秋日的陽光穿透運河上空彌漫的薄雲，給證券交易所鍍上了一層金色。
交易所內，氣氛卻與這沉悶的天氣截然相反，正處在一種癲狂的沸點。
“拋！全部拋掉！德利公司的股票，一張都不要留！”
一個穿著考究、頭發梳得油亮的經紀人，對著擁擠的交易池聲嘶力竭地吼叫著，他的聲音在數百個同樣瘋狂的呐喊聲中，顯得尖利而絕望。
這些天，交易板上，代表著“德利公司”的股票，價格正以一種自由落體般的速度瘋狂下跌。
幾天前還價值四百荷蘭盾的股票，幾天後就跌破了三百，而且絲毫沒有止住的跡象。
恐慌，在人群中蔓延。
在交易所二樓一間可私人包廂裡，
彼得·範登博世，德利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正臉色鐵青地看著樓下那瘋狂的景象。
他手中的雪茄已經熄滅，煙灰落在了他昂貴的馬甲上，他卻渾然不覺。
他的財富，他的地位，他家族的榮耀，都與這家公司深度捆綁。
德利公司不僅僅是一家煙草公司，它是荷蘭殖民資本主義最璀璨的明珠。
自1869年成立以來，它便以驚人的速度擴張，在蘇門答臘的沃土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煙草帝國。
它的股票，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炙手可熱的藍籌股，以其穩定而又驚人的高額分紅而聞名。
在1871到現在，公司支付給股東的年均股息率，超過了60，令人難以置信，受到了逐年遞增的瘋狂追捧。
在前兩年，股息甚至超過了票麵價值的100。
這導致票麵價500荷蘭盾的德利公司股票，一股的市場價格通常在數千荷蘭盾的範圍內波動。
具體價格會根據煙草收獲預期、歐洲市場需求和公司發布的利潤報告而變動。
因為，票麵價500的德利股票，當年的股息就至少300。
德利的股票是荷蘭乃至全世界最昂貴的股票之一。
範登博世家族的財富，正是在這一波又一波的黃金浪潮中積累起來的。
然而，蘇門答臘叛亂的消息，還有一些利益集團的圍剿，將這一切都打入了地獄。
起初，他和董事會的其他成員還試圖封鎖消息，控製局勢。
但在金融市場，任何秘密都無法長久。
消息還是泄露了出去。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倫敦和巴黎的金融市場。
一些背景神秘的國際財團，仿佛早已預知了這一切，開始在市場上不計成本地做空德利公司的股票和相關債券。
緊接著，《泰晤士報》等極具影響力的報紙，在頭版刊登了關於蘇門答臘人道主義危機的深度報道，字裡行間都在暗示荷蘭殖民政府的無能和德利地區投資環境的急劇惡化。
這套招數非常致命。
阿姆斯特丹的投資者們徹底陷入了恐慌。一場瘋狂的拋售潮，開始了。
“先生們，我們不能再坐以待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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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登博世猛地一拍桌子，對著包廂裡其他幾位同樣麵如死灰的大股東吼道，“我們的財富正在被燒成灰！每一分鐘，我們都在損失數以萬計的荷蘭盾！我們必須立刻行動！”
“行動？怎麼行動？”一位年長的銀行家，也是公司的董事之一，苦澀地說道，“我們能做的，隻有祈禱巴達維亞的那些官僚們能快點派兵平定叛亂。但你也知道，亞齊的戰爭已經拖住了他們所有的精力。”
“那就逼他們！”範登博世的眼中閃爍著冷酷而決絕的光芒，“這場戰爭，不僅僅是在蘇門答臘的叢林裡打。它也在這裡，在阿姆斯特丹，在海牙的議會裡打！”
當天下午，一場由德利公司董事會牽頭的緊急會議，在阿姆斯特丹最豪華的紳士俱樂部裡秘密召開。
與會的，不僅有公司的股東，還有來自各大銀行、航運公司和保險業的巨頭。
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的觸角，足以深入到荷蘭政府的每一個角落。
“諸位，”範登博世站在眾人麵前，“我們今天麵臨的，不是一場簡單的殖民地騷亂，而是一次對我們整個荷蘭在東印度群島經濟利益的蓄意攻擊！我們必須讓政府明白，德利的穩定，不僅僅關係到我們幾家公司的利潤，更關係到整個國家的財政命脈！”
他們的策略迅速成型，
他們利用自己控製的報紙和輿論渠道，開始大肆渲染蘇門答臘的危機。他們將華工的暴動，描繪成一場野蠻的、針對所有歐洲文明的攻擊，將荷蘭種植園主描繪成手無寸鐵、等待救援的無辜受害者。
他們將總督範蘭斯伯格的“堡壘策略”，抨擊為懦弱無能、坐視局勢糜爛的“投降主義”。
緊接著，他們動用了自己在議會中的代理人。
一場針對殖民地部大臣的質詢，在海牙的國會大廈激烈展開。
反對黨議員手持著德利公司股價暴跌的圖表，聲色俱厲地質問政府，為何對殖民地如此重大的危機反應遲緩，是否要為投資者的巨大損失負責。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擊，來自銀行界。
以範登博世為首的銀行家們，聯合向殖民地部發出通牒：鑒於德利地區局勢的極度不穩，所有銀行將重新評估對荷屬東印度政府及相關企業的貸款風險。
如果政府不能在短期內拿出一個切實有效的軍事解決方案，他們將不得不收緊信貸，甚至要求提前償還部分貸款。
這等於直接扼住了殖民政府的財政咽喉。
海牙的殖民地部，乃至整個荷蘭政府，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來自蘇門答臘的軍事危機，通過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場，迅速轉化成了一場席卷荷蘭本土的政治風暴。
在這場由資本家精心策劃的輿論戰和政治施壓麵前，總督範蘭斯伯格那套以“財政緊縮”為核心的施政理念，顯得如此蒼白無力。
股東們的怒吼，遠比殖民地土著的哀嚎，更能撼動帝國的決策中樞。
一周後，一封來自海牙的、措辭嚴厲的密電，抵達了巴達維亞的總督府。密電的內容很簡單：授權陸軍司令部，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儘快恢複德利地區的秩序。
“一切必要手段”——這句模糊的外交辭令背後，是對範德海金將軍那種鐵血政策的默許。
戰爭的天平，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那塊冰冷的報價板前，被一隻看不見的手，重重地壓向了暴力與殺戮的一方。
旗幟不再引領貿易，槍炮開始追隨股票的行情。
與此同時，為了穩定投資者的信心，也為了未來的“重建”做準備，範登博世和他的同僚們，開始推動另一項計劃。他們鼓勵歐洲的私人資本，以“愛國”和“機遇”的名義，進入德利公司，購買其暴跌的股票，並承諾在局勢穩定後，將獲得新一輪土地租賃和開發的優先權。
股價，在政府即將采取強硬軍事行動的預期下，開始緩慢回升。
一場血腥的戰爭，就這樣被包裝成了一次充滿機遇的“抄底”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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