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六甲海峽，這片連接著印度洋與南中國海的狹長水道，自古以來便是東西方貿易的生命線，也是海盜與走私者的天堂。
此刻，它正變成一張由鋼鐵與蒸汽編織的、正在緩緩收緊的巨網。
荷蘭皇家海軍“班達號”的艦橋。
德弗裡斯艦長用單筒望遠鏡，審視著遠處蘇門答臘島那模糊而單調的海岸線。
德弗裡斯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海軍軍官，大半生都在東印度群島這片炎熱而潮濕的水域度過。他深知這片海域的複雜與凶險。
要在這裡執行一道看似簡單的命令——“對蘇門答臘海岸實施海上封鎖，切斷叛亂地區的補給”。
其難度不亞於用一張漁網去捕捉水中的遊蟲。
蘇門答臘的東海岸線漫長而曲折，遍布著無數個可以藏匿船隻的河口、港灣和樹林沼澤。
傳統的馬來漁船吃水淺，機動靈活，可以輕易地在這些迷宮般的水道中穿行，躲避他的巡航艦。
而那些往來於新加坡、檳城和棉蘭之間的英國商船，更是他不敢輕易觸碰的麻煩。
根據1824年的《英荷條約》，英國在蘇門答臘享有自由貿易的權利，任何對英國商船的攔截和搜查，都可能引發嚴重的外交爭端。
“艦長，”大副走了過來，遞上一杯熱咖啡，“前方三海裡處發現一艘懸掛英國旗幟的蒸汽貨輪，航向是檳城。是否需要依令攔截檢查？”
德弗裡斯放下望遠鏡，揉了揉因徹夜未眠而布滿血絲的眼睛。
“發信號，令其停船。告訴他們，我們正在執行反海盜和打擊走私巡邏任務，需要進行例行檢查。”
“反海盜和打擊走私”，這是巴達維亞總督府為這次封鎖行動精心挑選的合法外衣。
利用打擊海盜這一國際公認的責任，來掩蓋其軍事封鎖的真實意圖，是他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規避與英國發生直接衝突的辦法。
然而，當“班達號”靠近那艘英國的貨輪時，對方的船長，一個留著大胡子的蘇格蘭人，站在船舷邊，毫不客氣地用擴音喇叭吼道：“這裡是公海！我們懸掛的是大英帝國的旗幟！根據國際法，你們無權登船檢查！請立刻讓開航道，否則我們將向新加坡的海軍基地報告你們的海盜行徑！”
德弗裡斯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他知道對方說的是事實。在強大的英國皇家海軍麵前，他的這艘艦不過是個笑話。
最終，他隻能眼睜睜地看著“維多利亞女王號”噴著黑煙，揚長而去。
他甚至無法確定，那艘船的貨艙裡，裝的是合法的棉布，還是足以武裝一個團的步槍。
這次封鎖，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場令人沮喪的、漏洞百出的行動。
德弗裡斯的艦隊，由幾艘像“班達號”這樣的老式蒸汽巡航艦和炮艦組成，它們是荷蘭海軍在東印度群島的主力，設計用來進行艦隊決戰或炮擊海岸要塞，但用來對付那些神出鬼沒的小型走私船，卻顯得笨拙而無效。
真正的“清剿”，更多地落在了另一支海軍力量的肩上——“政府海軍”。
這是一支獨立於皇家海軍之外的、由殖民地政府直接管轄的準軍事海上力量。
它的船隻，多是一些小型的、吃水淺的蒸汽炮艇和改裝過的巡邏船，比如“阿倫德號”和“瓦爾克號”。
船上的軍官多是荷蘭人，但水手卻大量招募了本地的爪哇人和馬來人。
他們更熟悉本地的水文和航道，也更擅長與本地人打交道。
在勿老灣港，一艘小型的政府海軍的炮艇甲板上，
年輕的荷蘭少尉範霍恩對著一張海圖，與他的爪哇籍大副討論著今晚的巡邏路線。
“少尉先生，”大副指著地圖上一片複雜的河口三角洲，“根據線報，今晚會有一批貨從檳城過來，接頭的地點就在這片樹林裡。
我們的船太大，進不去。隻能派小艇摸進去。”
範霍恩點了點頭。他雖然看不起這些皮膚黝黑的土著，但也不得不承認，在捉拿走私犯這件事上，他們比自己更有辦法。
入夜，兩艘由爪哇水手劃槳的武裝小艇，像是黑夜裡的鱷魚，悄無聲息地滑入了那片迷宮般的樹林。
到處都是腐爛植物的氣味，四周是各種夜行動物的鳴叫。
經過近一個小時的沉默劃行，他們終於在一個隱蔽的河灣裡，發現了接頭的船隻。
那是一艘中式的帆船，船上的人正在將一個個狹長的木箱，搬運到幾艘等候在那裡的馬來小船上。
“動手！”範霍恩低聲下令。
一聲槍響。
爪哇水手們發出一陣呐喊，拚命劃著船開始登陸，朝著走私的團夥衝了過來！
正在卸貨的走私販們顯然沒料到會有埋伏，頓時亂作一團。
一陣廝殺和槍響之後，大部分人便跳水逃生，消失在黑暗的河水裡。
範霍恩帶人衝上帆船，撬開一個木箱，裡麵裝的不是鴉片，也不是香料，而是一支支用油布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嶄新的溫徹斯特連珠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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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這樣的成功，他隻抓到了一次。
馬六甲海峽的走私貿易，早已形成一個成熟而高效的網絡。
其背後的利潤，高到足以讓無數亡命之徒鋌而走險。
正如亞齊戰爭期間，檳城和新加坡的商人源源不斷地向亞齊人走私軍火一樣，德利的叛亂，也為他們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利潤更為豐厚的市場。
荷蘭人的海上封鎖，非但沒能切斷叛亂者的補給，反而因為增加了風險，推高了軍火的價格，讓這條血腥的貿易鏈變得更加有利可圖。
走私販子在高額的運輸價格麵前更加瘋狂，甚至已經殺掉了不少船隊的爪哇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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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門答臘的戰火逐漸升溫的時候，
爪哇島，這個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心臟與糧倉，卻呈現出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
這裡遠離前線的硝煙，在長達半個世紀的“綏靖”之後，荷蘭人的統治已經根深蒂固，如同百年老樹的根係，牢牢地抓住了這片肥沃的土地。
德利的叛亂，產生的連鎖反應，也悄然抵達了這裡。
巴達維亞的殖民地政府，在經曆了一連串的來自荷蘭本土的壓力之後，終於意識到，他們再不和軍方爭權，等戰事平定，他們都將徹底算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總督帶著幾個心腹官員立刻上書，軍事上的勝利或許可以暫時撲滅反抗的火焰，但要實現長治久安，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僅靠血腥鎮壓是遠遠不夠的。
殖民地需要一種更精細，更深入的統治工具，避免暴亂再次發生。
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一場以提升行政效率、完善稅收體係為名，規模空前的人口普查與土地丈量工作，在爪哇這個控製最穩固的地區，被悄然啟動了。
年輕的荷蘭官僚威廉·馬斯，被任命為這項工作的首批執行官之一。
他畢業於萊頓大學，深受歐洲流行的實證主義和科學管理思想的影響，堅信隻有數字與理性才是構建完美社會秩序的基石。
他將這次任務，視為自己將“文明之光”帶入這片蒙昧土地的神聖使命。
他和他帶領的團隊，由荷蘭測繪師、爪哇本地的低級文員和一群經過簡單培訓的本地調查員組成，抵達了萬丹地區的一個村莊。
工作從繪製地圖開始。
測繪師們用儀器測量著稻田的邊界，灌溉水渠的走向。
將這個在當地人眼中熟悉的村莊，變成了一係列由線條、數字和符號構成的幾何圖形。
緊接著，是人口登記。
馬斯設計了一套詳儘的表格，要求記錄下每一個家庭的成員信息：姓名、年齡、性彆、職業，甚至連家中飼養的水牛數量、擁有的農具種類，都必須一一登記在冊。
這項工作遭到了村民們無聲卻又無處不在的抵製。
當調查員走進村莊時，迎接他們的是一雙雙警惕而又麻木的眼睛。
村民們或者謊報年齡，或者隱瞞家中的新生兒，或者乾脆躲進山裡，避而不見。
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早已習慣了與官府的盤剝與索取周旋。
在他們樸素的認知裡，官府的每一次“關心”，都意味著新一輪的稅收或徭役。
“先生，”一位年長的爪哇村長，恭敬地對馬斯說道，“神明庇佑，我們村今年風調雨順，但人口……唉，前幾年的瘟疫，死了不少人，實在是丁口凋零啊。”
馬斯看著村長那張布滿皺紋、看似憨厚的臉，心中冷笑。
往常這些統計數據通常是通過地方的低級文員和村長大致估算的，裡麵水分很大。
但馬斯也沒什麼好辦法，他隻是一個學者，上司也沒給他帶兵的權利，在吃了幾次苦頭之後，他的態度強硬了不少，甚至賴著不走，到處問話，總算獲得了比之前相對清楚些的數據。
馬斯將收集來的數據，彙總成一本本厚厚的賬簿。
在這些由數字和表格構成的世界裡，他能大致看到這個地區的勞動力結構、財富分布、人口增長趨勢。
能簡單計算出，這片土地能夠榨取出多少稅收，能夠征召多少勞役。
“知識，就是權力。”
他在寫給巴達維亞上司的報告中寫道，
“隻有我們用數字，將這個模糊的、由風俗和宗族和宗教統治的社會，客觀地量化之後，我們才能真正徹底地統治它。
每一次人口登記，每一次土地丈量，都是在鞏固帝國的統治。”
他想做的，遠不止於此。
他還開始著手提議，對現有的種族分類管理進行強化。
目前的殖民地，歐洲人享有最高法律地位。
其次是“外來東方人”，主要指的是做生意的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他們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和管理規定。
最後是“土著”，印尼本地居民，還有種植園的勞工，處於最低等級。
他想對不同等級的種族分彆製定法律和管理體係，例如歐洲人適用荷蘭本土的法律，外來東方人在商業和財產方麵，必須遵守荷蘭的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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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婚姻和繼承等事務上，允許他們沿用自己的習慣法，愛怎麼樣怎麼樣，不管是大清律例，還是自家宗族的規則，請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