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忠芳低下頭，聲音輕得像歎息，等他回來，我跟他說。
走出破廟邊房時，夕陽正沉進洪澤湖，把湖水染成一片血色。
姬忠雲望著對岸模糊的蘆葦蕩，忽然明白河東河西四個字有多殘忍——
有人拚儘全力想從河西渡到河東，卻在岸邊被浪頭拍碎。
有人站在河東的高地上，卻被一陣風刮進河西的泥沼。
而她和忠芳，就像兩粒被風吹散的種子，不知道會落在乾涸的河岸，還是淹沒的灘塗。
回到公社時，趙大虎正蹲在農機站門口抽煙，見她回來，趕緊掐了煙站起來：
忠雲同誌，那台東風......我試著開了圈，還是老熄火。
姬忠雲沒說話，徑直爬上駕駛座。
趙大虎在下麵急得直擺手：
天黑了！路不好走！
可她已經擰動鑰匙，引擎地響起來，像頭蘇醒的巨獸。
王站長從辦公室跑出來，舉著馬燈喊：
忠雲！去哪兒？
南坡。
她探出身子喊，聲音被引擎聲裹著，飄得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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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要犁地，我去看看墒情。
拖拉機駛離公社大院時，母親站在門口哭，罵她，罵她自討苦吃。
姬忠雲沒回頭，隻是把油門踩得更深。
南坡的土路坑坑窪窪，履帶碾過碎石子，發出哐當哐當的響，像在敲一麵破鑼。
月光灑在地裡，把未收割的稻茬照得像一地銀針，紮得人心頭發緊。
她想起東北的夜，自己開著拖拉機巡田，車燈劈開黑暗，能照見遠處的篝火——那是其他拖拉機手在烤土豆，見她過來，會喊著忠雲快來，把最麵的土豆塞給她。
那時的夜再黑，心裡也是暖的，因為知道身邊有同伴，知道明天太陽升起時，又能在地裡撒歡兒。
可現在，身邊隻有一台不會說話的鐵牛，隻有風吹過稻茬的嗚咽。
她忽然把車停下，趴在方向盤上，肩膀止不住地抖。
不是哭，是一種說不出的委屈，像潮水似的漫上來，淹沒了喉嚨，淹沒了眼睛，淹沒了那個在東北敢跟男拖拉機手比誰犁地直、敢在零下三十度搶修機器的自己。
不知過了多久，她抬起頭，看見儀表盤上的油燈亮著，像顆小小的星星。
她忽然想起老站長的話：機器不怕累，就怕擱著。人也一樣。
她擦乾臉，重新掛擋，拖拉機又突突地往前跑，履帶在地裡軋出兩道深溝，像兩行倔強的腳印。
回到農機站時，天已經蒙蒙亮。
王站長披著棉襖在門口等，眼睛熬得通紅：
忠雲同誌，你可回來了！
李乾事剛才還來問......
讓他問。
姬忠雲跳下車，臉上沾著露水和油汙，卻笑得很亮，隻要這鐵牛還能跑，我就有地方去。
她轉身去檢查拖拉機的履帶，看見上麵沾著新鮮的泥土，帶著濕潤的腥氣，像剛從地裡拔出來的蘿卜。
她忽然蹲下來，把臉貼在履帶板上，泥土的涼氣透過薄薄的工裝傳過來，讓她打了個寒顫，卻也清醒了許多。
太陽升起來時，社員們扛著鋤頭去南坡，看見地裡已經有了兩道筆直的犁溝，像畫在大地上的平行線。
有人說：那女拖拉機手，是真把鐵牛當命了。
有人歎：可惜了，沒戶口，再好的技術也白搭。
姬忠雲沒聽見這些話。
她正在給拖拉機換機油，陽光灑在她的側臉上，把絨毛照得像鍍了層金。
她忽然想起羌忠遠送她的那把河泥，原來不是土腥氣，是土地的味道，是根的味道。
或許她永遠成不了河東人，永遠拿不到那本紅皮糧本。
但隻要這雙手還能握住扳手，隻要這鐵牛還能在地裡跑，她就還是她自己——那個從蘇北走出去，又回蘇北來的姬忠雲，那個相信土地不會騙自己的女拖拉機手。
風又吹來了，帶著洪澤湖的潮氣，吹得廣播喇叭響，還在喊著批鬥的口號，還在說打倒一切反革命。
但這一次，姬忠雲沒再發抖。
她擰緊油底殼的螺絲，站起身，望著南坡上那片等待耕種的土地，忽然覺得，命運這條河再寬，也擋不住一顆想紮根的心。
河東也好，河西也罷，隻要肯彎腰播種，總有一天，會看見屬於自己的那片向日葵，在風裡朝著太陽，笑得金燦燦的。
她不知道的是，許多年後，當她的侄子姬永海坐在常務副縣長的辦公室裡，看著窗外的高樓大廈，會想起姑姑這段在農機站的日子。
那時的姬永海，正被一樁莫名其妙的案子牽連，每天在審查室裡寫材料，忽然就懂了姑姑當年為什麼要抱著鐵牛哭——有些時候，機器比人更可靠，土地比公章更實在。
而那些在河東河西之間顛沛的命運，那些被時代浪潮裹挾的人生，終究會像南坡上的犁溝，被新的種子覆蓋，卻永遠在土壤深處，留下抹不去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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