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夏末，河西岸的風裹挾著麥秸稈焦糊的氣息，沉重地拂過小姬莊低矮的土坯房簷。
村頭那棵虯枝盤結的老槐樹，葉子黃了大半，打著旋兒飄落下來，在曬穀場上鋪了厚厚一層，又被社員們腳上沾滿泥漿的布鞋反複碾踏，最終化作齏粉，融進這片貧瘠的土地裡。
空氣裡還浮動著特殊運動留下的硝煙味，刺鼻而乾燥，但若深深吸一口氣，又能嗅到一絲微弱的、異樣的生機——
公社斑駁的公告欄上，“抓革命促生產”的紅漆大字依舊觸目驚心，可就在那朱紅的下方，一張張寫滿工分與糧食斤兩的秋收預分表，如同新生的苔蘚，悄然貼了出來。
學校那被風雨剝蝕的土牆，“以學為主”的新標語，正努力覆蓋著去年“砸爛舊教育”口號殘留的猙獰墨跡。
姬永海背著洗得發白、邊緣已經綻出線頭的帆布書包，沉默地穿過曬穀場。
記工員老田正蹲在冰冷的石碾子上，嘴裡念念有詞，鉛筆頭在一張被油汙和汗漬浸潤得發黑的紙上艱難地滑動：
“姬忠年他爹，昨兒割稻子，十分工；
龐四十娘，喂豬八分工……”
姬永海放慢了腳步。
這記分冊上一個個或清晰或模糊的數字，竟像一根根倔強釘進河灘淤泥裡的木樁，顯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讓人心頭微顫的“穩當”。
他下意識地摸了摸書包裡那幾本磨得卷了毛邊的課本。
封麵上“小學五年級”的字樣幾乎被手指摩挲得難以辨認。
這書，比起前兩年上課時老師手裡揮舞的、散發著油墨味的報紙，已經是天大的稀罕物，是照亮河西貧瘠精神荒原的一縷微光。
學校的土教室是真正的“土”教室。
黃泥糊的牆壁坑坑窪窪，屋頂的茅草年久失修，每逢雨季，教室裡便叮叮咚咚，奏起漏水的交響。
但這學期，那麵煙熏火燎的土牆上，竟破天荒地釘上了一張課程表：
上午語文、數學，下午農業基礎、革命歌曲。
隻是課桌依舊是些缺胳膊少腿的土坯台子，學生們自帶的高矮不齊、吱呀作響的板凳，更是讓這教室像個雜貨鋪子。
上課鈴那破鑼般的嗓子一響，底下便常有按捺不住的學生扯著喉嚨起哄：
“老師！開卷考試嘛，不如放我們回家自己琢磨！”
更有膽大妄為的，真敢一把抓起講台上的粉筆盒，往地上狠狠一摔，梗著脖子喊“師生是同一戰壕裡的戰友，關係平等”，硬是把老師堵在教室門外。
每當此時，教室裡便瞬間開了鍋。
三五成群的孩子聚成一堆。
有人拿著課本念得字錯音，不成句；
有人一把搶過彆人的作業本胡亂塗抹；
鉛筆頭在紙上劃拉出歪歪扭扭、不知所雲的線條，倒也喧囂出一種病態的熱鬨。
姬永海是班長。這頂小小的“烏紗帽”壓得他喘不過氣。
他總是在這片混亂達到高潮時，像棵被狂風吹彎又倔強彈起的蘆葦，慢慢地站起來。
他的聲音不高，甚至有些乾澀，卻透著一股不容置疑的韌勁：
“都彆鬨了！老師教的總比自家瞎琢磨強！”
底下立刻有嗤笑聲響起：
“死腦筋！”
但他隻是梗著脖子，清瘦的臉頰繃得緊緊的，目光像釘子一樣掃過那幾個最鬨騰的角落。
那無聲的壓力竟比喊叫更有力，喧囂竟也一點點地平息下去。
他知道，這年月讀書，如同在河西這片貧瘠的鹽堿地裡栽秧，徒勞得近乎荒唐。
可秧苗再羸弱，總得有人彎下腰，用凍得通紅的手，一株一株，顫巍巍地扶起來。
教室的四個角落，仿佛被無形的時光之手，釘上了四個截然不同的刻度。
姬永海坐在最前排，脊梁挺得筆直，課本的空白處密密麻麻爬滿了他的批注，字跡清瘦有力，如同他這個人。
隔著三排，田慧法正埋頭於課本的封麵，鉛筆尖飛快地遊走，勾勒出一條活靈活現的魚——
正是昨天在村後那條渾濁小河溝裡摸到的那條，尾巴翹得老高，仿佛要掙脫紙麵，躍入想象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