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排靠窗那個本該屬於五年級學生的位置，卻被姬忠年大大咧咧地占據著。
他比姬永海還大上兩歲，卻不知用了什麼法子，竟混進了初中教室。
此刻，他正將臉深深埋進臂彎，睡得昏天黑地，涎水在嶄新的“初中一年級”課本上洇開一個深色的、不規則的圓斑，像一枚恥辱的印章。
而隔壁三年級的教室裡，氣氛卻壓抑得讓人窒息。
龐四十像座黝黑的小山，局促地縮在比他矮一頭的同學中間。
老師手中的教鞭帶著風聲，“啪”地一聲敲在他麵前的土坯課桌上，震起一片細微的灰塵。
“龐四十！這道算術題！上周就教過，掰開揉碎地講！怎麼還不會？！”
老師的質問像鞭子抽打下來。
龐四十猛地縮起脖子，黝黑粗糙的臉上汗水蜿蜒而下，額頭那幾道與他年齡極不相稱的、刀刻般的抬頭紋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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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經是他留級的第三個年頭。
一年級耗了兩年，二年級又耗了兩年，
如今在三年級，班裡最小的孩子才九歲，奶聲奶氣地喊他“四十哥”，最大的也不過比他小兩歲，卻敢仗著個子小、人機靈，公然搶他手裡那半個摻了麩皮的窩頭。
他也從不惱，隻是咧開嘴，露出兩顆豁了口的門牙，嘿嘿地傻笑，仿佛那窩頭本就不是他的。
這四個從穿開襠褲起就在泥地裡打滾、在蘆葦蕩裡瘋跑的夥伴，如今像被一陣無情的狂風卷起的蒲公英種子，各自飄零，散落在不同年級的荒蕪角落裡。
命運的篩子，已開始無聲地篩分著他們腳下的塵土。
姬忠年能堂而皇之地坐在初中教室裡，全仗著他爹是個老黨員。
那年春天，上頭“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風聲剛吹到村頭，這個普通的老黨員就揣著兩個平日裡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白得晃眼的白麵饅頭，踏進了校長那間同樣家徒四壁的辦公室。
“我家忠年嘛，”這老黨員噴著劣質煙草的煙霧，眯縫著眼，“遲早是要回隊裡掙工分、頂門立戶的。
這學，多讀兩年少讀兩年，橫豎都是個混。
不如讓他早點混個初中文憑，麵子上也光鮮些不是？”
校長望著眼前這個連自己名字“姬忠年”三個字都寫得歪七扭八、缺筆少畫的少年，再看看那兩個散發著麥香的饅頭，喉嚨裡艱難地滾動了一下，最終隻是沉沉地歎了口氣，點了點頭。
那歎息聲裡，裹著河西教育無聲的潰敗。
姬忠年對初中課堂裡的一切都提不起半分興趣。
老師唾沫橫飛地講“農業基礎”，說什麼選種、深耕、合理施肥，他在底下把嘴撇得像破瓢：“淨整這些沒用的！
不如我爹實在，撒把種子，老天爺開眼，等著收就得了！”
老師滿懷激情地講述“革命曆史”，他乾脆就數著從屋頂茅草縫隙裡漏下來的光斑，一個，兩個……數著數著，眼皮就沉重地粘在一起，口水濡濕了嶄新的課本。
他唯一上心的是每天放學必經之路——大隊部山牆上的工分公示板。
他總要湊過去，踮著腳，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裡費力地搜尋自己的。
“姬忠年，割草，三分”，“姬忠年，喂牛，三分”——
這幾個工整的墨字，像帶著魔力，瞬間就能點亮他渾濁的眼睛。
這實實在在的“三分”，比課本上任何一行印刷體的真理都讓他覺得踏實、溫暖，那是能換回實實在在饅頭的“三分”。
“念書？念書有啥用？”一個悶熱的午後，在渾濁的南三河岸邊，姬忠年一邊狠狠啃著手裡粗糙得硌牙的玉米餅子，一邊斜睨著旁邊看書的姬永海。
餅子的碎屑沾了他一嘴角。
“你看村西頭的刁屠夫，鬥大的字識不了一籮筐，人家用上學嗎？
天天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案板上的肥肉油光鋥亮！
家裡的油罐子，啥時候空過？”
他說這話時，眼睛賊亮，像淬了油的刀子，閃爍著一種原始的、對油腥的貪婪。
“等我長大了，就乾這個！一刀下去，白花花、顫巍巍的肥膘往鍋裡一扔，‘滋啦’一聲，那香味兒……嘖嘖，不比跟這些彎彎繞繞的算術題較勁強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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