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讓我們將目光從西漢的輝煌與衰落，轉向那個短暫卻影響深遠的新朝。
在這個由理想主義者兼空想家王莽建立的政權下，有一批將領。
他們並非衛青、霍去病那樣的絕世名將，更像是被裹挾在曆史洪流中、執行錯誤戰略的“職業經理人”。
他們的故事，是王莽新朝整體戰略失敗的縮影，深刻地揭示了當國家的對外政策被虛妄的理想和僵化的教條所主導時，即便是有能力的執行者，也難逃失敗的命運。
公元8年，王莽代漢自立，建立新朝。
他試圖依照《周禮》的古製，打造一個理想的“大同社會”。
這種複古理想主義，也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對外政策。
王莽懷有一種強烈的“華夏中心主義”和“天命觀念”。
他認為，四夷諸侯理應像尊崇周天子那樣，無條件尊奉新朝。
因此，他采取了一係列在今天看來極其迂腐甚至愚蠢的措施：
1.貶黜封號：他將匈奴單於改稱為“降奴服於”，將高句麗改為“下句麗”，將西域諸王的封號由“王”降為“侯”。
這種通過貶低他國地位來滿足自身虛榮心的行為，極大地傷害了周邊民族的感情。
2.索要舊璽，換發新章：他派使者前往匈奴、西域、西南夷等地，收繳漢朝頒發的舊印璽，換發新朝的印章。
這一舉動被視為對新朝權威的承認，引發了強烈的抵觸情緒。
3.理想化的“四夷賓服”：王莽期望不通過武力，僅憑道德和天命的感召，就能使萬國來朝。
這種脫離現實、一味追求名義上臣服的政策，徹底破壞了自漢武帝以來，通過軍事、外交和經濟手段辛苦建立的國際秩序和信任基礎，為新朝四麵樹敵。
孫建、王邑等將領，正是在這樣扭曲的戰略背景下登上了曆史舞台。
孫建是新朝的重要將領，官至立國將軍，甚至在大司馬王邑之後成為新朝最後一位大司馬。
他並非無能之輩，史載其“素謹畏”，即一向謹慎儘職，是王莽政權中比較可靠的官員。
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四處奔波的“救火隊長”：
?處理匈奴危機：王莽的貶斥政策激怒了匈奴，導致邊境烽火再起。
孫建被派往邊境處理這一爛攤子。
他無法改變王莽引發的根本矛盾，隻能被動地進行防禦和應對，疲於奔命。
?平定內部叛亂：新朝末年，天下大亂，綠林、赤眉等起義軍蜂起。
孫建又奉命參與鎮壓內部叛亂，但麵對洶湧的民變，他的軍事行動如同杯水車薪。
孫建的困境在於：他是一個戰術執行者，卻要為一個戰略決策層的巨大錯誤買單。
他或許能贏得一兩場戰役，但無法扭轉整個戰略態勢的崩壞。
他的“戰績平平”，根源在於他所服務的政權，其頂層設計本身就是一座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廈。
王邑是王莽的堂弟，屬於新朝的核心權貴，官至大司空、大司馬，地位極高。
他相比孫建，更接近權力中心，但也更深刻地體現了新朝統治集團的盲目自信與軍事無能。
他最“著名”的戰役，是決定新朝命運的昆陽之戰：
?背景：公元23年，綠林軍擁立劉玄為更始帝，圍攻戰略要地宛城。
王莽大驚，派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尋集結四十二萬大軍，號稱百萬，撲向綠林軍。
其軍容之盛，號稱“旌旗輜重，千裡不絕”，並攜有虎、豹、犀、象等猛獸以助軍威，企圖一舉殲滅起義軍。
?過程：起義軍駐守的昆陽今河南葉縣）隻有八九千人。
麵對絕對優勢的敵軍，守軍將領王鳳、王常等一度動搖，但名將劉秀後來的漢光武帝）以卓越的膽識和謀略，說服守軍堅守，並自己率十三騎突圍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