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思想史的漫漫長夜中,東漢前期無疑是一個被神秘主義濃霧籠罩的時代。
自董仲舒“天人感應”學說被奉為官方哲學,到光武帝“宣布圖讖於天下”,再到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將讖緯經學化。
整個東漢的思想天空被天人感應、災異祥瑞、鬼神迷信的陰雲層層覆蓋。
然而,就在這萬馬齊喑的思想荒原上,在偏遠的會稽郡上虞縣今浙江上虞)。
一位出身“細族孤門”的讀書人,以驚人的勇氣和超凡的智慧,點燃了一支穿越千年的理性火炬。
他,就是被後世譽為“漢代唯物主義集大成者”的王充。
王充約公元27—約97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人。
他的生平,本身就是一部與時代主流抗爭的史詩。
“細族孤門”的出身:王充並非世家大族之後,《論衡·自紀篇》中自稱“細族孤門”,祖輩曾因軍功受封,但至其父輩已家道中落。
這種非主流士族的身份,反而使他較少受到當時經學世家的門戶之見和思想束縛。
求學洛陽的叛逆:少年王充曾到京師洛陽的太學求學,師事大儒班彪班固、班昭之父)。
在太學這個當時全國最高學府,他並沒有被正統經學完全同化,反而表現出“不守章句”的獨立思考傾向。
因家貧無書,他常遊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積累了廣博的知識。
仕途坎坷與歸隱著述:王充曾任縣郡功曹、州從事等小官,但因性格“清重”、“恬淡”,不隨流俗,與上司多不合,終“仕數不耦”而罷官歸家。
晚年更是“貧無供養,誌不娛快”,在清貧困頓中專注於《論衡》的寫作。
時代的思想牢籠:王充所處的東漢前期,正是讖緯神學被奉為官學的鼎盛時期。
光武帝劉秀靠“赤伏符”等讖語證明其即位的合法性,中元元年56年)“宣布圖讖於天下”,使讖緯獲得國典地位。
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觀會議,更將讖緯經學化、法典化。
在此背景下,質疑天人感應、批判鬼神迷信,不僅是學術上的異端,更是政治上的危險行為。
王充傾其畢生心血完成的《論衡》一書,共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二十餘萬言,其書名即彰顯了其宗旨——
“衡”者,秤也;“論衡”即衡量言論是非真偽的天平。
這部巨著構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批判體係:
針對董仲舒以來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天人感應”說,王充以縝密的邏輯和豐富的實例進行了全方位解構:
1.天道自然論:提出“天地合氣,萬物自生”《自然篇》),認為天是自然無知的物質實體,沒有意誌,不能乾預人事。
“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物勢篇》),萬物都是自然產生的。
2.災異祥瑞批判:針對當時盛行的災異譴告說認為自然災害是上天對君主的警告)和祥瑞說認為奇異現象是上天對聖王的嘉獎)。
王充尖銳指出:“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
《譴告篇》)他認為災異是“氣自為之”,與人事無關;所謂祥瑞多是“庸人自擾”,或是人為偽造。
3.“偶適”說:創造性地提出“偶適”概念來解釋異常現象。
如“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他反駁說“此殆虛言”,認為這些傳說多屬誇大,或是偶然現象被附會。
在鬼神迷信彌漫的時代,王充發出了石破天驚的無神論宣言:
1.形死神滅論:繼承桓譚“燭火之喻”,進一步發展出係統的無神論。
提出“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論死篇》)人死如火滅,不可能為鬼。
2.對厚葬的批判:針對當時厚葬成風的社會現象,王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的愚昧行為,提倡薄葬。
3.對禁忌迷信的掃蕩:在《譏日》、《辨祟》、《難歲》等篇中,他對當時流行的擇日、風水、禁忌等迷信進行了細致批駁,認為這些都是“衰世之語”。
王充雖然尊孔,但反對神化孔子和盲從經書,體現出難得的理性精神:
1.“問孔”“刺孟”的勇氣:在《問孔篇》《刺孟篇》中。
他大膽指出孔子言行中的矛盾之處,批評孟子某些說法“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這種質疑聖賢的勇氣在當時堪稱驚世駭俗。
2.反對“信師是古”:提出“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主張“訂其真偽,辨其虛實”,開後世疑經思潮之先河。
3.對“生而知之”的否定:在《實知篇》《知實篇》中,他強調知識來源於學習,“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王充之所以能在讖緯迷霧中殺出一條血路,得益於他方法論上的革命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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