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驗”原則：王充強調“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薄葬篇》），主張任何論斷都要有事實證據。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知實篇》）
“引物事以驗其言行”：在批判各種虛妄之言時，他善於引用曆史事實、生活常識、自然現象作為論據。
如駁斥“雷為天怒”時，他詳細分析雷擊現場的各種痕跡，推斷雷是火，是“太陽之激氣”，與天怒無關。
邏輯推理的嫻熟運用：王充精通矛盾律、排中律等邏輯法則。
在《論死篇》中，他運用歸謬法：如果人死為鬼，那麼自古至今死者無數，道路上應該“一步一鬼”。
而實際上“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顯然與事實不符。
比較與分類的方法：在《物勢篇》中，他將人與動物比較，指出“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否定“天地故生人”的神學目的論。
站在今天的認識高度回望，王充的思想難免有其曆史局限：
自然命定論的困境：在激烈批判天人感應的同時，王充陷入了另一種宿命論——
“自然命定論”。
他認為個人的壽夭禍福、貧富貴賤皆由“命”定，這顯然與他強調的理性精神相悖。
認識論的樸素性：雖然強調“效驗”，但其認識論總體上仍屬於樸素的直觀反映論，未能深入探討認識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
社會曆史觀的機械性：用自然原因解釋社會現象時往往簡單化，如認為“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未能認識到生產力、生產關係等社會內部矛盾的決定作用。
批判有餘而建構不足：王充的主要貢獻在於“破”而非“立”，他猛烈抨擊了當時的各種虛妄之說，但在正麵建構社會政治理論方麵建樹有限。
然而，這些局限是時代的局限。
在讖緯神學如日中天的東漢，王充能舉起理性批判的旗幟，已屬難能可貴。
王充的思想在其生前及死後很長時期內並未受到重視。
《論衡》成書後“中土未有傳者”，直到東漢末年才經蔡邕、王朗等人傳入中原，被譽為“異書”。
這恰恰反襯出王充思想的超前性。
對魏晉玄學的啟蒙：王充“疾虛妄”的批判精神，直接啟迪了魏晉時期“辨名析理”的玄學思辨。
他對儒家經典的理性審視，也為後世疑經思潮開了先河。
對無神論傳統的影響：從南朝範縝的《神滅論》到明代王廷相、清代熊伯龍，中國古代無神論思想的發展脈絡中，總能見到王充思想的影子。
科學精神的先聲：王充重效驗、反迷信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古代科學精神的重要源頭。
明代思想家李贄稱讚《論衡》“其文可宗，其學可用，其識超，其骨勁”。
現代意義的再發現：二十世紀以來，隨著唯物史觀的傳播，王充作為“古代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地位被重新發掘和肯定。
侯外廬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評價王充是“兩漢時代最大的哲學家”，其書是“中國古代哲學和科學思想的寶藏”。
在讖緯迷霧籠罩的東漢，王充如孤獨的守夜人，憑借一己之力，守護著理性的火種。
他的《論衡》不是體係嚴密的哲學建構，而是投向一切虛妄的投槍與匕首。
在“天人感應”成為官方信條、“讖緯圖錄”大行其道的年代，他敢於宣稱“天地合氣，萬物自生”；
在鬼神迷信彌漫社會的時代，他堅持“人死不為鬼”；
在儒家經典被神化的氛圍中，他大膽“問孔”“刺孟”。
王充的意義，不僅在於他提出了一係列具體的無神論、唯物主義觀點。
更在於他樹立了一種不盲從權威、不迷信經典、注重實證檢驗的理性態度和批判精神。
這種精神，是中國思想史上最珍貴的遺產之一。
千年之後，當我們重溫《論衡》，仍能感受到那種“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的思想力量。
在科學昌明的今天，各種改頭換麵的迷信、偽科學仍不時沉渣泛起。
王充那種“疾虛妄”、重實證的理性精神，依然是我們破除迷霧、探尋真理的重要思想資源。
王充，這位漢代的思想鬥士，用他寂寞而堅韌的一生告訴我們：
在任何時代，保持獨立思考的勇氣，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永遠是照亮人類前行之路的不滅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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