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儁被任命為太尉，錄尚書事，成為名義上的百官之首。
他利用這個身份，竭力維持朝廷運轉，甚至勸說李傕、郭汜釋放被劫持的百官。
興平元年194年），李傕、郭汜內訌。
朱儁被任命為大司農，持節出關，調解關東諸侯矛盾。
這看似晉升，實則是被排擠出權力核心。
但朱儁視之為最後的機會：他希望以朝廷名義，重新整合關東力量。
朱儁先至徐州，與刺史陶謙等商議迎獻帝東歸。
但袁術、曹操等勢力錯綜複雜，計劃無果。
此時，李傕、郭汜為拉攏他，又征其為太仆。
部下楊奉勸他：“今郭多郭汜）劫質公卿，將軍宜還京師，以正朝政。”
這是最後一個選擇：是留在關東徐圖發展，還是回長安這個火坑？
朱儁再次選擇了“忠臣”的道路：“天子播越，非人臣宴飲之時。”
他決定回長安，試圖“正朝政”。
朱儁回到長安附近時，李傕劫持獻帝，郭汜則扣留百官為人質。
朱儁不幸落入郭汜手中。
郭汜性猜忌，將朱儁扣押營中。
這位曾平定黃巾、位至三公的老將，受儘屈辱。
興平二年195年）四月，朱儁在郭汜營中發病卒。
《後漢書》記載含蓄，但裴鬆之注《三國誌》引《獻帝春秋》透露了更慘烈的真相：
朱儁是被郭汜扣押後，“憤懣發病死”，更有說法是他服毒自儘。
無論是病逝還是自儘，根本原因都是“憤懣”——
對時局的絕望，對自身無力回天的痛苦，對漢室將傾的悲哀。
這位寒門出身、憑借戰功登上頂峰的將領，最終以一種最“士大夫”的方式結束生命：義不可辱。
朱儁常與皇甫嵩並稱“嵩、儁”，但二人結局迥異：
比較維度：皇甫嵩vs朱儁
出身：將門世家涼州三明之後）vs寒門母販繒為業）
軍事風格：善用智謀、火攻、時機vs堅韌強攻、正麵突破
對董卓：曾有機會除卓而不敢vs公開反對，謀聯合關東
最終選擇：服從征召，晚年閒居vs試圖整合關東，失敗被囚
結局：病逝，得享哀榮vs被扣押後憤懣而終自儘
後世評價“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節義至死，可謂純臣”
朱儁代表了漢末士人的一種典型選擇：
1.曹操型：利用亂世，重建秩序實用主義）
2.袁紹型：依仗門第，逐鹿天下野心家）
3.朱儁型：堅守臣節，殉葬舊朝理想主義）
他本可選擇曹操的道路——手握兵權時，完全可割據一方；
也可選擇袁紹的道路——四世三公雖不可得，但以他的聲望，做個軍閥綽綽有餘。
但他選擇了最“不聰明”的道路。
朱儁的價值，恰恰在於他的“不聰明”。
在一個人人都在計算利害的時代，他的選擇提供了另一種價值尺度：忠誠本身可以成為目的，而非手段。
1.對寒門上升通道的最後詮釋：他以戰功證明，即便在東漢末世，寒門仍有上升可能
2.對“君臣之義”的終極實踐：他的死，為漢代三綱五常做了最極端的注腳
3.悲劇的警示意義：他的失敗，宣告了單純依靠個人忠誠無法挽救製度性崩潰
朱儁在世時，即便政敵也敬其人格。
董卓雖忌憚，卻不得不借重其聲望；李傕、郭汜跋扈，仍給他三公之位。
這種尊重，是對他公認品格的妥協。
《後漢書》作者範曄的評價值得玩味：
“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建功於天下，聲馳於朔野。其所以勤王之義，可謂至矣。然嵩能折節下士，而儁矜己自高，此其所以敗也。”
“矜己自高”四字，或許道破了朱儁的悲劇性格：他太珍惜自己的“忠臣”人設，以至於無法像曹操那樣靈活變通。
在《三國演義》中，朱儁形象被簡化，主要出現在早期鎮壓黃巾的情節中。
但羅貫中通過他之口說出的“納降無以勸善”，這句曆史上真實的言論，成為了小說中忠直將領的象征。
朱儁的一生，是一個充滿悖論的悲劇：
成功的悖論：他成功鎮壓了黃巾，卻為軍閥割據掃清了障礙；他位至三公，卻救不了王朝。
忠誠的悖論：他對漢室的忠誠無可置疑，但這忠誠最終將他引向囚禁與死亡；他越是努力儘忠，離挽救時局的目標就越遠。
出身的悖論：寒門出身讓他更珍視漢室提供的上升通道，但這通道在他成功後已徹底崩塌。
當我們回顧東漢最後幾十年，會發現一個殘酷的事實：這個王朝最忠誠的扞衛者，往往加速了它的滅亡。
皇甫嵩、朱儁等人撲滅了黃巾，但連年戰爭耗儘了帝國最後元氣；他們恪守臣節，但這份忠誠讓他們無法在亂世中采取非常手段。
朱儁服毒的那一刻，吞下的不隻是毒藥，更是整個東漢士人價值觀的破滅。
他之後，再無這般“純粹”的漢臣——
曹操是權臣，劉備是宗室，孫權是割據者。
那個寒門子弟憑戰功封侯、位至三公、為王朝殉葬的故事，隨著朱儁的死，永遠成為了絕響。
在這個意義上，朱儁不僅是漢末名將，更是一個時代的句號。
他用自己的生命，為延續了四百年的漢朝，畫下了一個鮮血淋漓的終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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