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昌明的動作很快。
京城部裡經偵局那邊，對於以“防範區域性金融風險”名義提出的協查請求，經過一番內部程序，最終給予了有限度的支持。
協查範圍被嚴格限定在“新銳材料科技”公司接收境外離岸實體彙入資金的三個指定賬戶，時間段也壓縮在兩年內。
理由是“監測異常跨境資金對本地中小科技企業的潛在衝擊”。
結果在五天後反饋回來。
資金流水顯示，那家離岸實體在兩年間分七次向“新銳材料”注資共計兩千三百萬元。
有意思的是，這七筆彙款的時間點，恰好與新銳材料公司參與北方工業三個材料供應項目的投標、中標及收到預付款的時間高度吻合。
更關鍵的是，經偵局通過國際協作渠道未提供細節）模糊提示，該離岸實體的最終控製人疑似與香港某注冊公司關聯，而這家香江公司的一名董事，中文名叫做“陳海”。
“陳海……”李毅飛看著這個陌生的名字，立即讓陳默去查。
反饋很快：陳海，男，四十二歲，早年留學海外，金融背景。
公開信息極少，但通過一些非公開的邊控記錄查詢徐昌明動用權限），發現此人近幾年頻繁出入境，曾多次在北方工業集團總部所在的北方市停留。
更重要的是，一份不起眼的舊檔案顯示，很多年前，北方工業集團曾在某海外項目融資中，與一家有“陳海”擔任顧問的投行有過合作。
線索像一根細微的絲線，從迷霧般的離岸公司，輕輕搭在了北方工業這座巨塔的邊緣。
陳海與陳振華是否有關聯？是巧合，還是刻意安排的白手套？目前沒有任何直接證據。
但這已經是從“新銳材料”這個迷宮裡找到的第一個有明確指向的坐標。
幾乎與此同時，環保專家老周那邊也有了進展。
他沒有直接去問，而是通過省監理協會的老關係，以“行業調研”的名義，旁敲側擊地打聽到了當年那個簽字造假監理工程師的情況。
工程師姓吳，如今已經離開監理行業，在鄰省一家私營檢測公司掛職。
老關係透露，當年吳工是被一個“朋友的朋友”介紹到那個項目的，薪酬開得比市場價高不少，而且“隻要求他掛名，偶爾去轉轉，具體文書有人幫忙處理”。
那個“朋友的朋友”，經老周順藤摸瓜，指向了當時項目所在地——山州市環保局監察支隊的一位副支隊長，姓鄭。
而當年批複那個項目簡化環評手續的，是山州市環保局開發區分局的一個科長。
老周查了該科長後來的履曆，發現他在項目結束後不到一年，便被提拔為分局副局長，兩年後調任市局一個重要科室任科長，晉升速度在同齡人中堪稱“佼佼者”。
監理造假、審批提速、人員升遷……這些點散落在各處，尚未串聯成線，但已經隱隱勾勒出一個為了項目“順利推進”而可能存在的跨越企業和地方職能部門的“合作”輪廓。
這種“合作”的潤滑劑是什麼？是單純的“服務效率”，還是彆的？
這兩個方向的進展，讓李毅飛在沉重的壓力下，看到了一絲極微弱的曙光。
但曙光背後，是更深的陰影。
京城方麵的影響開始實質化。
京城審計署即將對江省開展例行經濟責任審計的風聲已經傳出，帶隊的是一位以嚴格著稱的司長。
有消息靈通人士私下提醒李毅飛，這次審計“可能會特彆關注地方政府對重點企業的財政補貼和土地出讓金管理使用情況”。
這無疑是懸在江省頭上的一把劍，也讓李毅飛的調研工作變得更加敏感——任何不當的舉動，都可能被審計組捕捉、放大，甚至被曲解為地方保護或政策執行混亂。
更直接的衝擊來自省內。
省國資委主任周建軍麵色凝重地來到李毅飛辦公室，關上門就說：“毅飛書記，有個情況必須跟你通報。
北方工業集團正式來函，同時抄報了國家委和我們省政府。
函裡說，鑒於近期‘市場環境出現的一些非經濟因素乾擾’和‘對未來政策穩定性的擔憂’，集團董事會經過慎重研究，決定暫緩其在江省規劃的‘高端複合材料研發生產基地’二期項目的投資決策，並對一期項目的後續擴產計劃進行‘重新評估’。
函件措辭很客氣，但意思很明確。”
周建軍把一份文件複印件放在李毅飛麵前：“這個二期項目，總投資預計超過五十個億，是省裡‘十四五’先進材料產業集群的核心項目，上下遊能帶動一大片。
一期項目已經解決了上千人就業，稅收也很可觀。
他們這一‘暫緩’、‘重新評估’，影響太大了。
孫立成主任省發改委）那邊已經急得火上房了。”
李毅飛看著那份蓋著鮮紅印章的函件，手指微微收緊。
這是北方工業集團釜底抽薪的一招，將經濟壓力直接、赤裸地擺在了台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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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對抗，而是“用腳投票”。
這對正在全力穩增長、保就業的江省來說，無異於一記重拳。
可以想見，這個消息一旦傳開，省裡那些原本就對調查持保留態度的聲音會變得多大，那些指望項目落地的地方政府又會多麼焦慮甚至不滿。
“你們的意見呢？”李毅飛問。
周建軍苦笑：“我們能有什麼意見？企業是市場主體，投資決策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