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村子二十多戶人家，靠著黃土高坡的褶皺散落著，像被風吹到溝壑裡的幾片枯葉。小時候的記憶裡，村子總是土黃色的——土牆、土路、土窯洞，連落日的餘暉也是土黃中帶著一層紅。村頭唯一的老槐樹，是這片土黃中唯一的綠色。
那年我六歲，村裡來了電影隊。消息是李老三從公社帶回來的，他一進村就敲著破鑼喊：“晚上大隊演電影，蘇聯的！”這在我們那偏僻的小山溝裡，可算得上驚天動地的大事。
堂哥林峰比我大八歲，長手長腳的，是我們這群孩子的頭兒。他推著家裡那輛二八大杠來找我時，我正在窯洞門口的土堆上玩泥巴。
“走，哥帶你去看電影。”林峰拍拍自行車後座，那車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斑斑鏽跡，但在他眼裡卻像是匹駿馬。
我媽從窯洞裡探出頭：“林峰啊，晚上路不好走，回來得晚。”
“三嬸你放心，我帶著鐵蛋，保準沒事。”林峰拍著胸脯保證。我媽猶豫了一下，看看我渴望的眼神，點了點頭，又遞給我一個窩窩頭：“路上餓了吃。”
從我們村子到大隊所在地，要穿過一條彎彎曲曲的土路，兩邊是深溝險壑。最讓人心驚的是路中段那一片墳圈子——幾十座墳塋高低錯落，風吹過時，墳頭的白紙飄飄蕩蕩。白天經過那兒，大人們都會加快腳步；晚上更是沒人敢單獨走。
太陽西沉時，林峰騎車帶著我出發了。我坐在大梁上，屁股硌得生疼，但興奮蓋過了一切不適。路過墳圈子時，我死死閉著眼睛，直到林峰說“過去了”，才敢睜開。
電影在大隊院子裡放，幕布掛在兩棵楊樹中間。我們到的時候，已經黑壓壓一片人了。林峰把我架在脖子上，我看見幕布上金發碧眼的蘇聯人在雪地裡打仗，槍聲炮聲震耳欲聾。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電影，眼睛瞪得溜圓，連窩窩頭都忘了吃。
散場時已近深夜。人群像開閘的水，湧向四麵八方。林峰推著車，我困得直點頭，他索性又把我放到大梁上：“抓緊了，咱得快些走，不然三嬸該擔心了。”
月光很淡，星星卻出奇地亮。土路在夜色中泛著灰白的光，像一條懶洋洋的蛇。四周寂靜得可怕，隻有自行車鏈條“嘎吱嘎吱”的響聲和偶爾的幾聲狗吠——那是從很遠很遠的村子裡傳來的。
快到墳圈子時，我突然清醒了。那地方似乎比白天更陰森，一個個墳包在夜色裡像蹲著的怪物。風吹過時，墳頭的紙花嘩啦作響，像是有人在低語。
“哥......”我小聲叫了一聲。
“彆說話，抓緊。”林峰的聲音有些緊。
就在這時，我看見墳地裡有人。
準確說，是兩個模糊的人影，在墳塋間慢悠悠地走著。他們離路邊不遠，身形佝僂，走路的姿勢很奇怪，像是拖著腳在挪動。月光照在他們身上，泛著一層幽藍的光。
“哥，你看，墳地裡有人。”我指著那兩個人影。
林峰順著我手指的方向看去，突然渾身一僵，猛地把我的頭按在他胸前：“鐵蛋，趕緊閉上眼睛！”
“可是......”
“聽哥的，閉上眼睛！哪兒有人！”他的聲音有些發顫。
我趕緊閉上眼睛，但好奇心讓我偷偷眯開一條縫。我看見林峰的臉在月光下慘白，額頭上亮晶晶的全是汗。他拚命蹬車，自行車快得像要飛起來。風在耳邊呼嘯，我能感覺到他劇烈的心跳。
經過墳圈子的那段路，不過幾分鐘，卻漫長得像一個世紀。當林峰終於慢下來時，我們已經能看到村頭老槐樹的輪廓了。
“沒事了，睜開眼吧。”林峰喘著粗氣說。
我轉過頭，墳圈子已經被遠遠甩在後麵，隱沒在黑暗中。但剛才那一幕，卻深深印在了我的腦海裡。
那晚回家後，我發了高燒，胡話連篇。我媽請來了村裡的神婆七奶奶。七奶奶燒了張黃紙，在我頭上繞了三圈，又讓我喝下一碗符水。第二天，燒奇跡般地退了。
我問林峰那晚到底看到了什麼，他隻是搖頭：“你看花眼了，墳地裡哪有人。”
但我心裡清楚，那不是花眼。
這件事成了我童年最深的謎。直到多年後，我離開村子去縣城讀書，才從七奶奶那裡聽到了完整的故事。
那是一個冬日的午後，七奶奶坐在老槐樹下曬太陽，我陪著她說話。不知怎麼，話題轉到了墳圈子。
“您知道墳圈子裡埋的都是什麼人嗎？”我問。
七奶奶眯著昏花的眼睛，望向墳圈子的方向，沉默了許久，才緩緩開口：“那裡頭啊，有兩個人，叫老趙頭和老李頭。”
她告訴我，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老趙頭和老李頭是我們鄰村的，兩人光屁股一起長大，好得能穿一條褲子。年輕時一起闖過關東，一起躲過兵役，老了又都無兒無女，就搭夥過日子。
“他倆有個約定，”七奶奶說，“誰先走了，另一個得常去墳上說話，免得地下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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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老趙頭先走了，老李頭果然天天去墳上，一坐就是半天，自言自語，好像老趙頭真能聽見似的。村裡人開始覺得瘮得慌，勸他彆去了，老李頭隻是搖頭：“答應了的事，得做到。”
再後來，老李頭也走了。村裡人把他葬在老趙頭旁邊，想著他倆地下還能做伴。可怪事就從那時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