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八年，春
一道聖旨，自紫禁城傳出，頃刻間席卷了整個大明天下，引得朝野嘩然，士林震動。
聖旨明告天下：自本屆科舉始，鄉試、會試規程一切如舊，然進士科取士之法，行全麵革新！
新製名曰“四加二”。
“四”，為根本，乃《四書》《五經》之必考，計為四張試卷，每卷滿分一百五十分，四卷總分合計六百分。此科需達三百六十分，方為及格。
“二”，為專長，士子需從工部、兵部、戶部、吏部四部所擬定的專業試卷中，擇其二門應試。此兩份專長試卷，每門滿分一百五十分，兩門總分合計三百分。此科亦需達一百八十分，方為及格。
更令天下讀書人瞠目的是那前所未有的錄取標準：
四書五經卷，總分六百，需達三百六十分，方為及格。
加試兩門專科卷，每門一百五十分總分三百，亦需達到一百八十分，方為及格。
唯有二場考試全部及格者，方可算作考中進士！
而且，朱由檢的布局遠不止於此。在頒布考試細則的同時，一份由皇帝親自審定的“出題官名錄”也昭告天下。劉宗周、黃道周、孫奇逢、朱之瑜、文震孟……這些學界泰鬥的名字赫然在列，明確標示出他們各自負責的經典範圍和出題傾向。
這道名錄，如同一份官方發布的“考綱指南”。
天下士子瞬間明白了陛下的另一層深意：想知道考點精髓？可以。自己去諸位先生門下求學，去聽他們的講學，領悟他們的學問路數。
這無異於將學術話語權與科舉選拔直接掛鉤，既抬高了諸位大儒的地位，也為士子們指明了一條雖艱難但清晰無比的備考路徑。
那麼，陛下設定的這“四書五經三百六十分”的及格線，究竟是否高不可攀？
答案早已被陛下用最硬核的方式擺在了所有人麵前。
就在諸位大儒嘔心瀝血擬定了題庫之後，朱由檢並未急於將其直接用作考卷。
他做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他請來了三位特殊的“考生”：兵部尚書盧象升、吏部尚書李岩、戶部尚書範文景。
“諸位愛卿都言新政嚴苛，”朱由檢當時對三位心腹重臣笑道，“你們便去試試，用這套新題，看看我大明的棟梁，是否果真不堪至此？”
盧象升、李岩、範文景領命，三人於文華殿進行了一次非同尋常的“模擬考”。結果一出，舉朝皆驚。
這三位並非以文學辭章著稱，而是以軍功、吏才、財能聞名的實務派大臣，他們在四書五經的總分上，竟無一人低於五百分！盧象升五百二十五，李岩五百四，範文景五百一十一！他們的成績，如同一記響亮的耳光，扇在了所有聲稱“新製過難”的官員臉上。
這鐵一般的事實，成了朱由檢最有力的武器。他可以在朝堂上睥睨群臣：“盧象升要統兵打仗，李岩要銓選天下官吏，範文景要算計大明錢糧！他們尚且能考過五百分，朕如今隻要求那些心無旁騖、專事讀書的士子考到三百六十分！這要求，高嗎？！”
當然，皇帝也並非真的要所有士子都達到盧象升他們那樣的恐怖高度。最終的試卷定稿，經過了現任左都禦史瞿式耜的精心平衡。
在朱由檢的授意下，瞿式耜從浩瀚題庫中，根據自己親自做題的感受，篩選拚合出了一套難易適中、層次分明的最終試卷。
其結構被他精準地規劃為：一百五十分的題量中，九十分是基礎題，確保熟讀經典的士子能夠拿下；三十分是難點題，用以區分中等與優良；最後二十分則是真正的拔高題，專為篩選那些學識淵博、思維敏捷的頂尖人才而設。
如此設計，既守住了“通曉經典”的底線，又為真正的人才留下了脫穎而出的空間。朱由檢用他獨特的、近乎霸道的方式，向天下人證明：新科舉，要的不是死記硬背的腐儒，而是像盧象升他們一般，既能秉持聖賢之心，又能擔當經世之任的國之棟梁。
崇禎十八年，春旨頒布之後，南京。
若是從前，劉宗周在自家庭院開講“慎獨”與“誠意”，前來聽講的，除卻幾個真心向學的同鄉子弟與門人，便多是些希圖借他“理學大家”名頭、為自己鋪墊人脈的鑽營之徒。
庭院雖不至於冷清，但也總能維持著一種清高的、恰到好處的學術氛圍。
如今，一切都不一樣了。
他那座原本透著清寂之氣的宅邸，仿佛一夜之間成了整個江南士林矚目的中心。
門檻，是真的要被四麵八方湧來的士子踏破了！
每日天光未亮，門外街巷便被各色車馬、轎子與徒步而來的書生堵得水泄不通。
操著南腔北北調的學子們，手持精心謄抄的“出題官名錄”，眼中混合著焦灼與渴望，隻為能求得一席之地，親耳聆聽蕺山先生闡釋經義。
仆役們迎來送往，忙得腳不點地，名帖與贄敬禮堆滿了書房的桌案，其豐厚程度遠超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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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那些清談的友人已難以擠進門來，取而代之的是無數雙渴望從這位未來考官的字裡行間、甚至語氣停頓中，捕捉到一絲半縷考題玄機的眼睛。